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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朋党论与党禁（第1页）

第三节　朋党论与“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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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两宋之世，基本上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弊病，但唯有朋党之争却正好相反。

入宋以后，党争较之唐代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伴随着宋代朋党斗争，是各种不同思想文化观念的交锋，学术文化出现的百家争鸣、派别林立的局面。

朋党主要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的对立的政治集团。

利害冲突、政见分歧、地域偏见、血缘区别、门第观念等都可以成为朋党的起因。

北宋开国不久，就出现了赵普与卢多逊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

真宗朝，又出现了以寇准为首的北人党和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南人党之争。

仁宗时期，以范仲淹为代表，积极推行庆历新政，却遭到宰相章得象及守旧派王拱辰等的激烈反对，范仲淹等被斥为“朋党”

遭受打击，欧阳修作《朋党论》，揭露守旧派以“朋党”

为名反对新政的险恶用心。

宋神宗熙宁时期，王安石实行变法，得到吕惠卿、章惇等人支持，遭司马光、范纯仁、程颐等人的反对，史称新旧党争。

新旧两党自神宗时始，反复争夺政权，迄北宋被灭于金始已。

这其中，如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死，文彦博继任左相。

旧党得势后，便又开始分化为若干小集团。

程颐因司马光的推荐，进为崇政殿说书。

程颐以皇帝之师自居，主张一切用古礼。

翰林学士苏轼讥讽程颐，程、苏日渐对立。

程颐门人谏官贾易与朱光庭等结为朋党，以程颐为首，号洛党。

苏轼与御史吕陶结为蜀党。

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一伙御史台官员结为朔党（河北人）。

这样，不仅使朋党之争更加错综复杂，而且影响到政治、思想文化各个层面。

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以崇奉熙宁新法为名，列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120人，称为“奸党”

。

三年又列309人名单，刻在文德殿门东壁上，是为元祐党人碑。

后又刻石于天下。

南宋，奸相秦桧不仅利用巨大的朋党势力，残酷地迫害主战派，而且也用来控制宋高宗。

宁宗时期，赵汝愚、朱熹以理学为宗，结为一党，后来招致韩侂胄、京镗的激烈反对，称其学为伪学，并于1198年，在宋宁宗的支持下，订立伪学逆党籍，共列赵、朱等59人。

是为“庆元党禁”

。

嘉泰二年（1202年）弛禁。

韩、京与赵、朱之党争，兼有政治与学术文化等内容。

朋党之争可谓彼伏此起，错综交织。

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朋党观。

统治阶级内部“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