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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华夷之辨（第1页）

第二节　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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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宋一代，由于过度的重文轻武，以致武力不竞。

这种情况构成了当时我国民族矛盾的突出特征。

从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的契丹南下，兵临澶州，到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再起狼烟，11世纪初期的这种局面，被欧阳修形容为“四夷不服，中国不尊”

[35]。

北宋的统一之举，受到限制，而辽兵不断南下，威胁宋的安全。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宋朝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夷不乱华”

，[36]成为边境战争的当务之急。

而在思想观念领域内，关于“尊王攘夷”

，明“华夷’之辨”

，关于内外之分的问题因而进一步突出起来。

应该指出，我国境内各个民族都对祖国文化的创造，作出巨大的贡献，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都是祖国历史的创造者，都是要求统一的。

华夷的观念，孔子曾提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37]的主张。

裔，指边地，《左传·文公十八年》有“投诸四裔”

，即是一种地域概念。

而“夷”

则主要是一种文化概念。

至宋，华夷观念基本上仍是包含这两方面的内容，就是说，华夷之辨具有地域和文化两方面的意义。

（一）地域概念上的华夷之辨

11世纪初期，北宋建国已半个多世纪，然而恢复汉唐旧疆的愿望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换来了屈己纳币的澶渊之盟。

几十万军队，甚至连一个小小的元昊政权都对付不了。

忧天下之忧，感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可以说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心理状态。

这种心理状态所蕴藏的深层观念便是浓烈的华夷意识。

如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七月，元昊侵入庆州，宋军败绩，主将被擒，苏舜钦即时作长诗《庆州败》以抒忠愤，该诗的结句即是，“羞辱中国堪伤悲”

。

[38]石介在第二年作《西北》诗，亦云：“吾尝观天下，西北险固形。

四夷皆臣顺，二鄙独不庭。

……堂上守章句，将军弄娉婷。

不知思此否？使人堪涕零。”

[39]“二鄙”

即指夏（西）、辽（北）两个周边民族政权。

结句的“使人堪涕零”

，正与苏舜钦诗同意，充分体现了11世纪初期成长起来的北宋新一代知识分子关心社稷命运与前途的忧患意识。

苏舜钦另有《吾闻》诗，抒发其投笔从戎的雄心壮志，该诗的最后部分是：“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

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

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