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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看待日本因素（第1页）

三、如何看待日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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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启蒙思想曾受惠于明治日本，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但对于如何看待和评价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学术界迄今未予重视，未曾展开讨论，基本上处于各说各的状态之下。

笔者以为，就如何看待梁启超思想中的日本因素这个问题来说，首先须处理好日本因素与其他思想资源的关系。

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学术界长期来重视西学因素和中国传统因素，以及两者在梁启超思想中的紧张感，比较忽视日本因素，的确有其局限性。

但有些学者走向另一极端，只讲日本因素，同样也是一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无助于对梁启超思想的全面把握。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头10年里，明治日本固然是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绝非唯一的来源，同时也有中国传统思想因素和梁启超通过明治日本之外所获得的有关西学知识，诸如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和有关报纸杂志所介绍的西学知识，严译西学名著，以及梁启超本人亲自游历美洲、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的观感，康有为、黄遵宪等师友的影响，等等。

此外，其他一些非思想因素，尤其是国际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也对梁启超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日本关系时所应注意的。

以20世纪初的梁启超新民说理论来说，虽然如《东学背景》和其他学者所说，是受了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日本思想家和著作的影响，但将梁启超的新民说完全归诸明治日本思想影响的结果，未免失诸简单。

众所周知，“新民”

是戊戌时期即已提出的一个口号，其中又以严复的阐述最为透彻。

而严复当时提倡“新民”

说，迄今没有资料表明是受了日本思想家的影响，其理论根据是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

此外，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民族性的讨论也唤醒了戊戌维新思想家们对“新民”

重要性的认识。

①戊戌时期梁启超虽然追随康有为，从事维新变法活动，但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的主张也是完全认同的，他本人在发表《变法通议》之后，就曾有意“集天下通人宏着，有当于新民之义者为一编”

，批评社会上的通人魁儒对新民之道“熟视无睹，有若可删”

。

②虽然梁启超当时所说的“新民”

，与他流亡日本之后所讲的新民有不同内涵，但两者之间显然有着继承关系。

并且，20世纪初梁启超的新民说理论，除了是戊戌时期“新民”

主张的进一步发展之外，也即受严复和西方社会有机体论思想的影响外，其实与林毓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①也有直接的联系。

中国传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的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维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人心在治理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中国传统所说的“修齐治平”

“人存政举”

，便是这种传统思维模式的外在表现，它们与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人所提倡的学习西方文明之精神以及“一人独立，方能一国独立”

的主张，分明有着相通之处。

事实上，梁启超本人在宣传新民理论时，也明确将中国这一传统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

在他发表的《论新民为今日

中国第一急务》一文中，梁启超便将《孟子》所说“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的古训作为其理论根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