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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理论方法的引入与历史学的学理诉求（第1页）

二、多元理论、方法的引入与历史学的学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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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史学方法论研究的最大亮点。”

④30多年来，伴随着新史学大幅扩展的就是新理论、新方法的不断涌现和植入。

“大量翻译、引进了西方国家历史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所谓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生命派的历史理论、分析的历史哲学等，所谓文化形态史观、现代化史观、全球化史观、环境生态史观，所谓实证主义史学、年鉴派史学、社会经济学、历史人类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社会史学，以及以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研究在史学研究上的应用，乃至后现代史学等。”

①20世纪80年代之际，不仅仅是西方史学方法的广泛引入推介，甚至当代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即“三论”

，也成为重新建构历史学的“‘新的理论层次’、‘新的历史精神’，并以之改造‘唯物史观’重新构筑中国历史的解释体系，甚至重新改写中国通史”

。

曾经一时间，“‘三论’热潮以咄咄逼人的态势席卷了整个史学界，构成对既有历史研究模式的最大威胁”

②。

20世纪90年代后新史学虽然在史学方法论方面相对沉寂，但却有新的转向。

口述史学及其口述史学方法，被认为是亮点之一；相继而出的区域史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③也成为“新史学”

追求的新景象。

“衡定一个时代历史学的进步可以有多项标准……一个更为本质的大标准，这就是史学观念或史学思想。

这是一种深刻的力量，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学都是通过观念和思想达成了自己所属时代的史学目标，并因此而形成了史学史上的起伏、变化和进步。”

④新史学在方向开拓和体系建构的进程中，对于理论与方法的热衷和努力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来不缺少丰富的理论来了解和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关系。”

⑤新近的环境史的兴起也如此，学界“视之为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新范式，也就是一种‘新史学’”

。

有学者认为这将“催生出中国史学的新革命”

①，甚至声称“21世纪的新史学，则以天、人合一肇其始”

②。

问题在于，新时期以来历史学理论的基本态势是“一味忙于求新，忙于引进，来不及消化、来不及思考”

，“除了在史学理论界留下了思想的足迹之外，并没有引导中国史学产生一个实质性的改变”

。

③很多以新史学为名的史著，只是在既成的西方理论框架中添加中国史料，结构出一个所谓新的成果。

这样的成果再多，实质上无助于史学的进步。

正如严耕望所批评的那种史学取向：“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选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

④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⑤。

余著的视野当然也追索到国际史学发展动向，并对其新的理论方法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