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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多元化与史学的学科本位（第1页）

三、理论“多元化”

与史学的学科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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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社会史的强势风头也正是得力于跨学科和理论方法多元化趋势的推助，由此成就其“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的历史。

从社会史经历的三次大的跨越或转向来看，无不得力于跨学科渗透与多元化理论的影响：首先，向社会学的跨越，成就了早期社会史的开拓和学科地位的确立；其次，向历史人类学的跨越，拓展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域和研究方法；最后，向生态、环境和医疗学的跨越，扩充和加固了社会史的学科领地和地位。

跨学科研究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已经是当代学术发展的基本特征和主导趋势。

同时我们也深切意识到，“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

，最终导致“自我”

的迷失。

“中国社会史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和概念体系，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①因此，在求助于西方社会史理论的同时，必须孜孜以求自我概念体系和理论的架构。

应该说，社会史学界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具有社会学背景的周晓虹对此问题的看法与笔者所持的立场相同，周晓虹认为：“应该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该也必须向社会学借鉴各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前者不应成为后者简单的拷贝或复本。

这种说法的含义主要有两层：其一，作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侧面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显然不应以抛弃历史学的传统理论和方法为前提；其二，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社会史学有其不同于社会学的特殊性，因此，在社会史学领域简单照搬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就难以达到正确研究历史上的社会或社会现象的目的。”

②即使是一些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必须考虑社会学与历史学不同的学科特征及学科要求，如“口碑资料收集方法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口述史学带来了史学领域的‘史料革命’”

。

“这种方法的使用除了受到因社会史研究而起的整个史学研究的视角转换的左右外，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显然受到现代社会学中十分普及的访谈法的深刻影响。

但是无论怎样，社会史常用的口碑资料收集法和社会学的访谈法都是有区别的：前者涉及的是历史见证人在以往的年代里的经历和感受，而后者涉及的则是现实生活的参与者在当下的具体状况和感受。

一句话，前者涉及的是经验，后者涉及的是行为。”

①正因为“社会史学和社会学是两门不同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要想将社会史学研究引入健康向上的轨道，除了在指导思想、研究视角和史料开拓等方面狠下功夫外”

，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快实现社会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与社会学的整合”

。

而不是简单地将历史资料或史实套入社会学的模式之中——“社会学化”

。

所以，霍布斯鲍姆的提醒不是没有道理：“社会的历史不能依靠运用其他科学内容贫乏的现成模式来写，它需要架构恰当的新的模式——或者起码需要把现有的框架发展成模式。”

②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社会史研究进入多学科交叉和多元化理论、方法渗透的时代。

“今日跨学科研究强调：应该打破专业界限，按照课题需要进行各种综合性、整体性的有关知识组成成分之‘拆分’和‘搭配’运作。”

③令人眼热的社会史研究面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大幅涌入（诸如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环境学、资源学等），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的境况。

这种状况不能不引发社会史学界更深层的理性思考。

俞强在《跨学科冲击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应》④中提醒注意多元学科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可能出现“多重标准”

和对话问题等危机；冯尔康、赵世瑜等或提出了跨学科的社会史研究理应坚持历史学的本位呼吁，或强调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①，等等。

“虽然史学通过向社会科学靠拢而别开生面，但将史学彻底改造成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的社会科学，未必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