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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蔡四类说的说与未说（第1页）

二、胡蔡四类说的“说”

与“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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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胡广蔡邕两人提出的皇帝文书四类说，是值得追究的问题。

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此说是当时文书实际形态的反映或代表。

汪桂海在《汉代官文书制度》第一章“引言”

中指出：

汉代官文书制度的研究应当始自东汉蔡邕的《独断》，此书中有一部分叙述了当时的官府文书（主要是诏令文书和章奏文书）制度，这在今天是我们讨论汉代官文书制度不可不用的重要材料。

不过，这部分材料并不完全是蔡邕对官志簿的抄录，而是包含了他对所见到的诏令章奏文书的总结。

正因为当中有他自己的归纳总结，难免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

作者意识到此书存在不全面、不尽符合事实的论述，但在具体论述的分类上，实际还是依靠蔡邕提供的四类说。

①李均明在根据简牍梳理秦汉时代的各类文书时，将皇（王）室文书部分区分为命书、策书、制书、戒敕与诏书五类，除“命书”

见于战国外，后面四类均是根据《汉制度》和《独断》，在具体讨论中，亦少不了参考两书。

②

刘后滨对汪桂海的看法有所修正，他指出：

《独断》所记载的公文书反映的主要是蔡邕所处时代的制度，并曲折地反映了此前体制的变迁。

《独断》所说只能是新莽和东汉时期的制度。

蔡邕并未将整个汉朝的公文形态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加以考察，所记主要应为其所处时代的制度。

①

跃进在研究秦汉文体时，对于皇帝所下的文书，则是依据《独断》来分类。

②马怡说：

如果说《汉制度》与《独断》未必能总括两汉制度的全貌，则其至少也应是东汉制度的反映。

③

与刘后滨的看法接近。

魏昕认为：

汉诏四种典型形式在《汉制度》中即有所规定：“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

此后，《独断》、《文心雕龙》等各类文评、文论，皆将此作为汉代诏令的核心内容加以介绍。

故而本论题即围绕这四种汉诏的典型形式，主要从其体式、使用情况展开深入、细致的功能性论述。

从秦代改“命”

曰“制”

，改“令”

曰“诏”

，至汉制规定“命有四品”

，诏令名称在制度层面上得到官方的明确规定，诏令类文体亦因此得以正式确立，并形成一定的规模。

①

作者虽没有使用“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