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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1页）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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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郡国上计在西汉与东汉发生一些微妙变化：西汉时期，除武帝曾四次亲自受计外，并无皇帝受计与召见计吏的惯例。

朝廷的主计机构是丞相与御史府，上计结束离京前，丞相（司徒）召见计吏，并遣记室掾史宣读敕文。

皇帝若要向计吏问询或传达自己的想法，均要通过丞相、御史大夫或身边的近臣来实现。

东汉光武帝时起，计吏到京后，在向司徒、司空上计后，还要参加次年正月旦的朝贺大典，受皇帝的接见，并回答皇帝的问题；明帝时还要在朝贺之后参加明堂祭祀与上陵礼，上陵礼毕，才离京。

计吏面见皇帝应对提问之外，还有可能被授予官职，通常是郎官——皇帝的侍从。

部分计吏还要负责转呈刺史的奏事。

东汉郡国上计吏京城活动的变化是光武帝强化皇权“总揽权纲”

，削弱三公职权的一部分，明帝承袭父政并有所增益，但不能认为在皇帝与三公间的角力中皇帝总是胜者。

长期来看，皇帝的职权在强化，但这一过程相当漫长，衡量的单位或许要以百年为尺度。

在相对短的时段中，双方职权的大小在博弈中则是起伏波动的。

本文修订中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先生的指教。

2013年6月21日将本文提交清华大学历史系史学沙龙，得到与会的宁全红、张呈忠、黄振萍、方诚峰、陈颖飞、刘力耘、孙正军、马楠、王振华、王天然、屈涛等先生的指教。

2013年11月2日曾就此文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演讲，得到冻国栋先生的指教，会后孙梓辛同学复提示意见，游逸飞君亦来信指正，谨此一并致谢。

2013年6月初稿

2014年3月修订

原刊《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99—120页。

收入本书时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