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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科之考析（第5页）

即“经中博士”

，“文吏”

即“明晓法令”

，“孝悌”

即“德行高妙”

，“能从政者”

即“刚毅多略，遭事不惑”

。

由之可见，“四科”

标准又影响到了孝廉科的察举。

严格地说，“孝廉四科”

与“辟召四科”

，在制度上仍非一事。

《白孔六帖事类集》卷十二，于叙“汉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之后，又别列“后汉四科”

一项，言“黄琼以左雄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犹有所遗，又增孝悌及能从政为四科”

，说明编者对两种“四科”

的区别是清楚的。

又《资治通鉴·魏纪》明帝景初元年胡三省注杜恕“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

句曰：“即汉左雄所上，黄琼所增者也。”

他也明确与孝廉相关的，乃是左、黄之“四科”

。

又《玉海》卷一一四“选举”

条，于“汉举孝廉·四科”

中列“黄琼四科”

，于“汉辟士四科”

中列辟召“四科”

，并特别注明：此四科“非前四科比”

。

但是，“秀才三科”

和“孝廉四科”

，毕竟是在“辟召四科”

影响之下而产生的，实际内容亦与之略同。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四科”

最初虽专为丞相辟召属吏而定，但这种分类取人的标准，事实上与整个选官体制的状况却颇相吻合。

王朝的各类文官，大多可以分别纳入“四科”

之中；而且许多察举科目，如至孝、明经、明法、治剧等，还直接就与“四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