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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科之考析（第4页）

汉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二曰通经学，三曰饶法令，四曰刚毅多略也。

这两条材料皆径以“四科”

为三公辟召标准，而不称“丞相”

辟士“四科”

，是东汉“四科”

仅限于三公辟召，其性质并无变化之明证。

崔定为东汉之人，其言更为可信。

因此也不能简单地说，东汉“四科”

已扩大为郎吏以外的所有官员的考察选拔标准了，因为上述史料并不能证明其说。

“四科”

的标准确实影响到了察举，甚至影响到了朝廷其他官吏的任用。

我在以上的考辨只是说明，仅仅从上述材料之中还不能导出如上结论；但在另一种引申或发挥的意义上说，“四科”

确实可以看成是察举甚至整个王朝选官标准的很好概括。

据《汉旧仪》，西汉秀才以“三科”

取人：

刺史举民有茂材，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明经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剧一科，各一人。

诏选谏大夫、议郎、博士、诸侯王傅、仆射、郎中令，取明经；选廷尉正、监、平案章，取明律令；选能治剧长安三辅令，取治剧。

这是西汉后期的制度。

很明显，“秀才三科”

较之丞相“辟召四科”

，只少了“德行高妙”

一科，其余基本相同。

就是说，当时之秀才察举标准，乃是取丞相“辟召四科”

其中三项而来的。

我们看到，直接把“四科”

看成是察举标准，并不符合史料原意；但“四科”

的标准，确实影响到了察举。

孝廉一科，名目上以孝子廉吏二科取人。

东汉顺帝之时左雄改革孝廉察举，定制“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后来黄琼以为这两科“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

（事见《后汉书·左周黄列传》）。

这样，孝廉在制度上遂又明确地以诸生、文吏、孝悌及能从政者这“四科”

取士了。

不难看出，黄琼之所以奏增二科，乃是受了“辟召四科”

之启示而来的。

由之而形成的“孝廉四科”

，与“辟召四科”

名异实同，“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