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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交流引进1990年至今（第4页）

①

世纪之交，人们在回顾20世纪以来教育学发展历史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布雷岑卡理论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展望21世纪教育学发展的方向，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布雷岑卡元教育学的传播内容尽管有所扩展，但却多停留在简单的介绍上，未产生实质性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的“元教育学”

专栏暂停，国内关于元教育学的探究减少。

虽然，有瞿葆奎主编的《元教育学研究》一书，但也只是对前期元教育学研究成果的汇编。

赵婷婷在1999年发表了《国内元教育学缘何沉寂》一文，分析布雷岑卡元教育学与我国教育问题脱节的原因。

随后开始出现对布氏教育基本概念的专门介绍。

单中惠、杨汉麟主编的《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②对布雷岑卡关于“教育”

“教育目的"和"教育需求”

的研究进行了专门介绍。

进入21世纪，人们在对教育学发展问题进行世纪性反思的同时，也注重提升教育学研究者的理论自觉。

这一时期，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我国的传播有了较大的进展，传播方式从间接研究发展为直接翻译布雷岑卡相关著作。

2001年，以胡劲松翻译的《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一书的出版为标志，国内开始对布雷岑卡元教育学进行系统、全面的传播。

此后，布雷岑卡的著作，如《教育知识的哲学》《教育目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成功：教育科学体系引论》，也被译为中文并在国内出版。

其间，关于元教育学的传播内容和影响也有了质的拓展和提升，出现了关于国内元教育学研究的系统回顾。

如范涌峰、刘梅的《论元教育理论研究的“无效”

现象——兼论教育学和教育学者的“真独立”

》、崔春龙的《元教育学理论的本土化危机及其超越》。

2019年，侯怀银和许丽丽的《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反思》对布雷岑卡元教育学进行系统研究，梳理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我国传播的背景和历程，并对其进行系统反思。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传播主题更加集中，尤以比较教育学研究者最为突出。

此前，布雷岑卡元教育学的传播主体广泛，身份复杂，凡是研究元教育学的学者，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布雷岑卡元教育学的传播。

这一阶段，布雷岑卡元教育学的传播主体则呈现出显著的集中性。

比较教育学研究者及留德访德学者成为推进布雷岑卡元教育学在我国传播的重要主体。

他们多曾到德国留学或访学，能够熟练掌握并运用德语，对德国的文化有着熟稔的体验与认知。

以华东师范大学彭正梅为例，其不仅发表数篇文章对布雷岑卡元教育学思想进行介绍，如《理性的狡计：德国教育学发展中的五次危机及其因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4期]，《价值中立与价值灌输：布雷钦卡教育学思想研究》（《教育学报》，2009年第5期），《重回教育之爱：德国精神科学教育学视野中教育关系论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10年第5期），而且还直接翻译布雷岑卡的元教育学著作《教育目的、教育手段和教育成功：教育科学体系引论》和《信仰、道德和教育：规范哲学的考察》，在布雷岑卡元教育学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批判教育学的引进和传播

批判教育学是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教育理论，其批判的方法——阶级分析法就来源于马克思主义。

①由于“**”

前后政治的影响，我国对批判教育学始终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逐渐接受西方教育理论的传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批判教育学里的某些理论给中国教育改革带来了新的启示，批判教育学在中国越来越被重视。

1986年9月，德国批判教育学家克拉夫基应邀到华东师范大学阐述了他的批判设计与教学论思想。

这次讲座成为德国批判教育学在我国传播的开端。

华东师范大学将克拉夫基的几次演讲内容全部翻译成中文，并于次年陆续发表于《外国教育资料》上，正式拉开了我国传播和研究批判教育学的序幕，也成为批判教育学的研究主体。

但这一时期仅仅限于少数人开展研究，主要以翻译德国批判教育家的论文和对批判教育学的介绍和解读为主要方式。

我国最早对德国批判教育学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李其龙，其编著的介绍批判教育学的著作有2部，分别为《德国教学论流派》和《战后德国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