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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马克思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第1页）

第三节马克思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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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哲学诞生后不久，就出现了把马克思哲学教条化、简单化的倾向，特别是出现了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宣布为一种“一元论理论”

，即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的倾向，这使马克思哲学遭到极大的曲解。

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苏联哲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又成了唯一正统和合法的马克思哲学解读模式，使马克思的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倒退到旧唯物主义的水平。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以卢卡奇为始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力图摆脱这种僵化的哲学思维模式，从新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探讨在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的问题，从而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先河。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精神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那里，例如，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他们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关系，以便解开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

的秘密。

他们较为一致的看法是，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几经波折而大难不死，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还没有觉醒，因此他们无法肩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

只有重新审视意识形态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才能在革命中自觉团结起来并获得最终胜利。

他们认为，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觉醒”

的阶段——无产阶级需要进行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认识论革命，在阶级意识上自觉拒斥和批判资本主义。

在此意义上，卢卡奇把自己的辩证法著作命名为《历史与阶级意识》。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辩证法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批判的精神。

一方面，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另一方面，它也批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苏联将马克思的理论篡改为赋予集团统治以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1]。

在这两大阵营的夹缝中，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背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哲学更多的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的姿态出现。

它更多的不是在批判旧世界时宣布新世界，不是正面集中于对革命时机和革命手段问题的探讨，而是在埋头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隐晦朦胧地表达对新世界的向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并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更多地从文学、音乐、心理学等角度来利用和改造马克思的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上在辩证法方面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更多注重清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联系。

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

观点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

实践概念的具体表现如工业和生产，也被忽视了。

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寄希望于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从而化身为历史发展的“主体—客体”

，以此来实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阿多诺则激烈地反对一切抽象的一般性概念，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也不例外。

第二，在离开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资本逻辑被简化为商品逻辑。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剩余劳动生产、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等社会具体实践过程被忽视了，资本主义被简化为简单的商品交换原则，被归结为缺乏历史性的“物化”

理论。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更多地应用于心理分析、文化批判等领域，而不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历史运动。

他们更多的是注重意识形态批判，例如，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

在这一过程中，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西方的文学和音乐理论被引入辩证法。

如果说，“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2]，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则注重从意识形态方面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