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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试用夹板船（第2页）

这被称作豆石运输，是中国传统的沿海大宗转运贸易。

因其销路广泛，盈利颇丰，各省的商船往来贩运，络绎不绝，以此为生的人不下数万。

然而，西方列强觊觎这块“肥肉”

已久，想要将此贩运之利夺为己有。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将牛庄、登州、汉口、九江、南京等九处列为通商口岸。

不过，《天津条约》并未允许外国船只从事沿海土货贸易。

同年签订的中英《通商章程》中也只是允许外国船只在通商口岸贩运铜钱、米谷。

所以，清政府根据条约规定，不准外船将这两地的豆石装运出口。

当英国商船执意前来时，当地的商民也不肯与他们交易，他们只好怏怏打道回府。

英方还想在这两个地方设立码头，也遭到了清政府的坚决抵制。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情况出现了很大的转变。

牛庄最大的输出品为大豆、豆饼及大豆榨的豆油，这些货物虽然不可能成为运往英国的回头货，但却给从上海装来洋货的外国轮船提供了回头货。

洋商甚至雇用空船，把大豆运往上海、宁波，“这对外国航运是很有利的”

。

在利益的驱使下，外国的轮船仍渐渐插手了豆石转口贸易，有些商人甚至雇用空船进港，只为将这些原料运往上海、宁波等地，赚取丰厚的利润。

因为洋轮资本雄厚，船体宽阔，行驶安全，运价较低，速度又远在沙船之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而沙船生意则日渐凋敝。

尽管如此，为了保证外商们能更加顺利地开展此项生意，同治元年（1862），英方还是照会总理衙门，他们声称牛庄与登州的豆禁对中外的商民都有所阻碍，非常不利。

洋船北上原为装洋货，而豆货乃是粗鄙价廉之物，如果洋商有包揽贸易之心，空船北上去装运大豆是得不偿失的。

况且洋船所装的货物不及内地的1%，如若开禁，对双方也是没有什么妨碍的。

而此时太平军已攻占杭州、宁波，正威胁着上海的安全，清政府需要借助西方列强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太平军，维系岌岌可危的政权，“北洋海防紧要，资其协卫，不得不略从宽大，以示羁糜”

，因此不得不满足英国的要求。

对于清政府如此软弱无能的表现，华商们痛心疾首。

船商王永盛等联名禀报江海关道吴煦，请求禁止外商染指此项贸易，并恳请将上海豆石运输专归华商。

他们在文书中写道，各个通商口岸的贸易外国已占了十分之九，唯一剩下的这项豆石生意是华商的谋生之路。

如果一网打尽，中国的商船势必一蹶不振。

沙船业一旦破产，不仅仅是十万余名船工失业，激起民变的问题，更将危及到漕粮海运，后果堪忧！

吴煦知道此事关系到军需海运，虽然条约已经议定，难以再做修改，但是如果能够保留上海这一处例外的话，也许还能为华商的生计留有余地。

他当即便将此文书递送到主管洋务的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那里。

李鸿章接到江海关转递的呈文后，对船商的提议表示支持，随后转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商请总理衙门照会英方，要求将上海一口保留。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但是英方立即拒绝了这一提议，他们认为如果上海例外的话，那岂不是在这之前对外商的所有优惠政策都可以不算数？况且英国此时正在帮助清政府，参加对太平军的镇压，清政府开禁还未满一年，又想复设禁令，此举实在很不合时宜。

英国公使威妥玛更是当场宣称，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清政府承担。

总理衙门只能表示，等太平军的事件平息之后再与英国商量恢复旧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