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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恢复海运（第3页）

举个例子，浙江在同治五年（1866）的海运经费，由虞庆澜与钱振衡两人负责，当时一共有白银50000两，押到上海后交给票号汇兑。

这一年选择了新泰厚等3家票号，其中新泰厚票号汇出白银20000两，谦详益票号汇出白银25000两，宝森票号汇出白银5000两，并收取该银号汇票5张。

如此也说明清代汇兑业是比较发达的。

在浙江漕粮海运得以恢复的同治五年（1866），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船只能否够用。

早在前一年十月，省海运局就命宁波道查明停于宁波的运粮船数量，并要求后者于5天内给出答案。

但5天之后宁波方面并没有回复，省海运局只得再次派专员朱其昂等人前往调查。

据税牙（税牙是清政府指派的对沙船商人进行严密控制的人，他们百般索诈商船商人）叶顺利等禀报，宁波港口给照疍船、三不像等船共计190只，现停泊42只，其中有27条因年久霉烂，难以装运，可以用的船只有15只。

此外还有一些船出海去了北方未归港，由于装货时间未定，因而年内回到南方的船只数量可能不到一百。

担心运送船只不够，鄞县知县姚光宇干脆命令，一旦遇到使回南方的船只，统统截住不许出关。

代理镇海县知县顾德恒则称，从前鄞、镇二县原有300余号船只，自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来，海上充斥着海盗，一时间贸易衰落，船舶运输业停歇。

朱其昂赶到宁波后立即封锁港口，雇用船户，但效果并不明显，只找到48号船商。

宁波北商义记等43号船商则宣称，因为修船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但是自己贸易不顺而无法支付，需要向官方借3万两白银。

经过讨论，省海运局同意其请求，答应拿出库平银2万两，由负责征收宁波关税的部门拨款。

由于船只严重缺乏，这一年浙江对船只的封雇更为严格。

镇海县禀称，他们发现金晋发船和新庆安船进入关口，金晋发船系钓船式样，新庆安船系闽船式样，这些船内都由福建人驾驶。

省海运局对此发出指令，如果这两艘船可以运载漕粮，那就将它们都雇佣起来。

后来，经宁波知府边葆诚检查，这些船只既没有归入宁波船号，也不是经常在宁郡贸易，更重要的是它们船身很小，很难进行远洋航行。

出于这一结果，这些船才免于征调。

为保证漕粮海运顺利进行，清政府不得不对船商加以照顾。

同治四年（1865）九月，山海关监督成林禀称，奉天出产的米谷杂粮已经准许沙宁船贩运，如果其税比豆税更轻，则商船必然会装更多粮食，进而导致大豆出口受到影响。

户部商议，认为可以仿照临清关的做法每石杂粮征收税银1分1厘，第二次出行则又减去1厘。

十二月，通商大臣李鸿章向清廷奏称，沙船主要运贩北洋豆货，自从外国轮船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沙船贸易受到巨大冲击，船只无法出海，多半废搁，因此请求从同治五年（1866）开始，待海船交清米石后，由天津局、江苏浙江粮道分别填写漕米装运的细节，准许他们在天津、牛庄往南方运货，并给予免税优惠。

尽管李鸿章的建议尚有不太完善的地方，依然获得了户部的批准。

接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对李鸿章的建议做了进一步补充。

他奏称，海运船只较多，没法在同一处购运货物，因而沿海各口应该都准许沙船贸易，并予以补贴。

除此之外，这年还有一些水手也提出优惠的要求。

他们以前在北方出海，由于薪水很低，便在船主的允许下私自带一些货物倒卖，以此补贴生计。

可是近几年官方要求对这些私自携带货物征收一定的捐税，导致他们收入顿减，他们要求免税免捐也得到批准。

浙江省局在审议讨论同治六年（1867）海运章程时，曾做过这样的规定：“卫船不得受雇”

。

原来卫船抵到天津后，仗着自己是本地土著，往往在漕粮入关后就开始以水相兑，并勾结剥船户任意舞弊。

当然，宁波本地的船只也有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