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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旷日持久的讨论（第2页）

虽然有“颇知海舟之便”

的丘濬等人大力提倡，希望政府继续实施海运，但随着河运漕制的规备，明代海运的主导地位迅速丧失，最后完全为河运所取代。

清代前期一直实行河运，直到道光六年（1826）才有了第一次漕粮海运。

虽然第一次成功的漕粮海运发生在道光年间，但是清廷对于漕粮海运可行性的讨论则是自开国之初便已经存在了。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为了割断沿海与台湾郑成功集团的联系、防止来华夷人在沿海地区滋事，厉行海禁，顺治十三年（1656）规定：商民私自下海贸易者，货物由官府没收，下海之人正法，家产全部交给告发者。

清朝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招抚台湾郑氏，实现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不是一朝一夕便可成事，因此需要从长计议。

康熙元年（1662），行“迁界令”

，十一年重申不得私行出洋贸易。

二十二年（1683）施琅军队顺利登陆台湾，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二十三年，清廷开海禁，将江浙等沿海省份海禁之例停止。

康熙帝表示，出海贸易于闽粤民生有益，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

，于各省俱有裨益。

海禁虽开，但各种禁令依然不少：

清代漕粮海运的主要船只———沙船

康熙三十三年禁商人在国外造船；雍正五年（1727）禁私自出洋和久居外国；九年禁铁器出口；以及七年、十三年、乾隆十三年（1748）、嘉庆十四年（1809）等年禁贩米出口。

为解决国内粮食短缺，清廷又通过多种手段，鼓励进口洋米。

随着海运在商品流通领域中作用的日益发挥，它的舆论影响也逐渐扩大，并得到部分官僚士大夫的提倡。

康熙十年（1671），都察御史姚文然请海运赈饥。

他指出，若动用官帑采买转运，“籴本省而得粮多，国帑不至甚亏，饥民可活多命”

。

因为牵涉到是否开放海禁，为慎重起见，康熙帝指示臣下详察熟计，“亦预备救荒之一策”

。

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姚文然的提议未得批准。

三十九年，运河清口段要隘淤垫，康熙帝再次谕令部臣议奏海运，但河督张鹏翮表示，淤塞之处可以疏浚，“来岁粮船自是通行无误”

，恰逢淤垫被疏，海运之议作罢。

雍正时期，朱轼欲在天津开挖引河，实施海运，因工程量太大作罢。

广州知府蓝鼎元鉴于河运靡费，重提海运之议，并建议通过保护海洋运输船队，控制海上交通要道，以提高水师作战能力。

他认为“海运之法，在今日确乎可行”

，主张酌提江浙漕米海运，并创设海运总督驻上海、崇明等处，将江浙与山东水师统归其管辖巡哨，三省水师并为京东第一大水师，“内可以廓清洋盗，外可以镇压诸夷，上可以飞挽漕粮，下可以流通百货”

。

针对反对派的论点，蓝鼎元一一进行反驳，他还表示，因担心奸商卖米接济异域，“恐将来为中国患”

，以及害怕洋船盗劫而禁艘舶出洋的观点，实为“迂谫书生坐井观天之见”

。

也就是说，他是想通过发展漕粮海运来加强海军力量，促进商品流通。

无疑，这种理论素养及战略眼光在当时极为先进，可惜未能被朝廷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