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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讲 普拉东诺夫 追寻真理和生存意义的哲理小说家（第1页）

第十四讲普拉东诺夫:追寻真理和生存意义的哲理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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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东诺夫是俄国20世纪出色而富有哲理深度的小说家之一，他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理性的专制，追寻真理和生活意义，在俄国现当代小说中独树一帜，但因为受意识形态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回归，广为人知。

一、自学成才的哲理小说家

普拉东诺夫（1899—1951），原名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克利缅托夫（后发表作品时借用父名作笔名，改姓普拉东诺夫），1899年8月20日生于俄罗斯中央黑土区沃龙涅日市郊驿站村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父亲是铁路机车修配厂钳工，把诚实的品格和高超的技艺传给了他，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温厚善良，多病早亡。

普拉东诺夫7岁进教会学校学习，后进入沃龙涅日市立中学学习。

但作为一个有11个孩子的大家庭的长子，1914年他不得不辍学做工，帮父亲分担家庭重担。

他先后当过火车司机的助手、管道厂的铸造工、机车修理厂工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他后来在20年代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回忆道:“我的日子过得很艰难，生活把我从孩子瞬间变成了成人，我没有时间做青年。

革命前我是个孩子，革命后已来不及成长，生活驱使我马上皱紧眉头努力打拼。”

1918年，他考入沃龙涅日综合技术学校，接着进入沃龙涅日铁路综合技术学院学习，并开始参加文学生活，思考哲学与人生问题，还发表了一些政论、诗歌、短篇小说，沃龙涅日人送给他一个绰号“工人哲学家。”

从1919年起，他与无产阶级文化派有所交往，与“山隘派”

作家皮里尼亚克、伊万·卡达耶夫等关系较好，并受到其一定的影响，也受到以赫列勃尼科夫等为代表的俄国先锋派文学的影响。

1919年夏，他参加红军，先后担任过战地记者、军用列车司机助手、铁道兵特种部队战士，1921年因患伤寒和肺结核而复员，随后领导沃龙涅日的抗旱特别委员会，并在铁路综合技术学院继续学习。

1924年完成了铁路综合技术学院的学业，先后当过土壤改良技师和农业电气化专家，并于1926年被推选进农业经济和林业工作联盟中央委员会，举家前往莫斯科，不过很快又被解职，派往坦波夫省土壤改良管理部门工作。

但他仍然热爱文学，刻苦自学，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为了深化思想，开拓视野，他还广泛自学多方面的知识，阿格诺索夫等指出:“普拉东诺夫的办公桌上，除了与工作有关的笔记、经济报表、图纸以外，还有关于古代历史、土地使用的书，最新的物理学与数学，也有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与Н.别尔嘉耶夫、Н.费奥多罗夫、П.弗洛连斯基等人的著作，有无产阶级诗歌，有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

1927年，他定居莫斯科，开始从事专业文学创作。

在这一段时间，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主要有:论文集《电气化》（1920），诗集《蔚蓝色的深处》（1922，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诗集，曾受到勃留索夫的好评），短篇小说《轮班》（1918）、《上帝》（1920）、《谢尔盖和我》（1921）、《叶利克》（1921）、《马尔孔》（1921）、《儿时的回忆》（1922），中篇小说《电的祖国》（1926）以及科幻三部曲:短篇小说《太阳的后裔》（又名《思想的撒旦》，1922）、《月球炸弹》（1926）和中篇小说《以太系统》（1926—1927）。

[1]这些早期作品尤其是小说，由于是试笔时期的创作，文学价值不是太大，但也开始体现自己的特点。

其一，追寻真理，善于从哲学的高度来思考社会、人生的问题，探索了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人与道德、人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以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等重大问题;其二，大多源于自身的生活经历与感受，反映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和命运;其三，既有浓郁、怪诞的浪漫主义色彩，又有严肃认真的现实主义特色，“并逐步从浪漫主义的、怪诞的乌托邦式空想，进入到现实主义的、严肃的反映社会真实生活的纪实写作”

（《切文古尔镇》序，薛君智）。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普拉东诺夫确立自己大师地位的时期，也是其创作的高峰期。

阿格诺索夫等认为:“1927年可以看成是俄罗斯文学出现一位新的大师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里，普拉东诺夫完成了一系列中篇小说，主要有:《空中站》《叶皮凡水闸》《格拉多夫城》（一译《戈拉多夫市》）、《内向的人》《驿站小村》《国家的建设者》（即长篇小说《切文古尔镇》的第一稿）等。

同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叶皮凡水闸》，包括《叶皮凡水闸》《戈拉多夫市》《沙乡女教师》等作品，这部小说集为作家赢得了声誉，也引起了高尔基的注意:“应该承认，我更加乐意阅读，甚至贪读俄罗斯‘青年’（作家）的作品。

我国有令人惊叹的多种类型的作家，他们相当有胆识。

本年内我喜欢的作家有: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扎亚伊茨基、法捷耶夫、奥列沙。”

1928年，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内向的人》问世，1929年，第三部小说集《能人的来历》出版。

他还完成了两个三部曲:反官僚三部曲《格拉多夫城》《契—契—奥》（1928）、《疑虑重重的马卡尔》（1929），反乌托邦三部曲《切文古尔镇》（1928）、《基坑》（一译《地槽》，1930）、《初生海》（一译《岩浆海》，1934），以及反映农业集体化问题的中篇小说《有利可图（贫农纪事）》（1931）。

1932年，写作了中篇小说《面包与阅读》。

1933年，开始写作一生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幸福的莫斯科》（首次发表于《新世界》1999年第9期，片段式地展示了20世纪30年代一群代表着新生苏维埃国家的希望与活力的年轻人的真实生存状态，描绘了充满混乱、痛苦、忧郁、疑惑和失望的病态的莫斯科城市生活，表达了作家对乌托邦社会中俄罗斯人民的关怀与同情，对人民命运的怀疑和担忧，也反映了作家建设或实现未来理想的乌托邦世界之理想与抱负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的失落与幻灭），1934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垃圾风》《龟裂土》。

其中，《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和《有利可图》两部作品使作家受到猛烈的批判，以致反乌托邦三部曲无法正式发表和出版。

《疑虑重重的马卡尔》的主人公马卡尔是一位“头脑空虚、双手灵巧的”

老实农民，因为受到官僚主义者丘莫沃依的欺压，来到莫斯科，以便“在教堂和领袖的金色脑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