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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索洛古勃 揭示荒诞生存的作家02（第2页）

“索洛古勃在这部小说中，一反俄国19世纪经典文学‘小人物’形象画廊的主旨;在他笔下，因自己缺陷而深陷于不幸中的小人物其实是小市民形象，这正体现了人的异化问题。

米·巴赫金曾断言:《卑劣的小鬼》‘堪称20世纪的小说精品。

这是一部极好的小说，很深刻、很有意思，几乎是部预言性小说……’彼列多诺夫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主人公，而是‘反面主人公’。

整部小说犹如他疯狂的呓语。

彼列多诺夫的‘自撰性’表现为小说情节是以他在癫狂状态下所说话语写成的，这种话语姿态的优势地位使得连现实也屈服于其脚下。

对现实的否定在这部小说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卑劣的小鬼》的作者力求实施一种‘个人的毁灭行为’，他描写了世界之恶（这可以说是作者的一个艺术发现）;揭露和描写总是包含有疏离和毁灭的成分。”

由于小说达到了高度的象征性，具有多种揭示的可能性，以上各种解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甚至它们可以相互并存。

索洛古勃的作品不仅展示现代人荒诞的生存，而且描写了现代人在此荒诞的生存中力图抗争，寻求生的意义和价值——表现为创造神话。

切鲍塔列夫斯卡娅指出:“把索洛古勃的创作在总体上说成是悲观主义的，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因为诗人在指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不完善（《编造的传说》）的同时，经常呼吁通过幻想和建立功勋的途径来改造野蛮的生活。”

俄罗斯当代学者阿格诺索夫等也指出:“同时代人常常把费·索洛古勃与安·帕·契诃夫相比，认为他们俩都是平庸鄙俗的敌人。

如果契诃夫看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是在遥远的但完全是实际的现实中，那么在后代成长的樱桃园中，索洛古勃是把创作的传说与丑恶的现实对立起来的，因为，用作家本人的话说，‘艺术是从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的无比向往，是永久的渴望欣喜，是从日常生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因此，索洛古勃创作的主旋律是在荒诞的生存中创造神话，由比较矛盾的对立面构成:一方面，深感生存的荒诞、人生的无奈甚至无意义，有强烈的宿命感、虚无感和死亡意识;另一方面，又奋力抗争，甚至不惜以恶的形式抗争，竭力追求希望，哪怕是有毒的希望，试图以文学作品创造甜美的神话，守卫性灵、诗意和纯美，看护精神家园。

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构成索洛古勃创作的立体画面，在其诗歌和小说中都十分突出。

索洛古勃诗歌创作的一个方面，如前所述，具有颓废、虚无、宿命的一面。

但它不应掩盖或遮蔽其创作的另一面——抗争乃至超越的一面（他的抗争甚至以恶的形式出现，带有恶魔主义的色彩。

对此，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不再赘述）。

他不甘就此默默无闻地死去，他奋起抗争，竭力追寻希望，哪怕这希望是有毒的火罂粟，如《火红的罂粟》:

在阒然安谧的幽境里，有一朵火红的罂粟，一个人把这燃烧的花儿擎举，在黑暗中趑趄行路。

它远近不定忽大忽小，多像无言的灯标!难道真是那红光闪烁的记号，在我的视野中动**飘摇?在阒然安谧的幽境里，有一朵火红的罂粟，上帝啊，请赐给我这枝花吧，它能拯救我走出迷途。

（吕宁思译）

他渴望以艺术创作来实现自己的幻想、梦境，创造甜美的神话，以求超越尘世，抵达纯美的天界。

李志强指出:“索洛古勃‘创造’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作为个体的人自身创造，一是理想的乌托邦之创造。

前者主要是指精神、灵魂的创造，后者则指理想社会之创造。”

前者主要体现在其诗歌、中短篇小说中，后者则主要体现在其长篇小说《创造的神话》里。

面对平庸恶劣的生活，他信心十足，豪情满怀地宣称:“浑浊的日常生活，你尽管一味地平庸下去吧，或者喷吐出猖狂的大火，——我，诗人，将超越你，在你身上构筑起我创造的富有魅力与美的神话。”

现实世界平庸、浑浊、令人窒息，唯有对奇迹的信仰才能使人在世上生存。

奇迹便是诗人创造的甜美的神话，它能使人超越粗俗贫乏的现实，使世界的面目焕然一新。

这样，在荒诞的生存中创造神话，便成为索洛古勃创作的主旋律。

他写到心灵摆脱尘世的牵累，在短暂的梦幻中神游天宇所获得的超越与自由（《我被沉重的牵累禁锢在……》）。

而他写得更多的是，梦幻如何变成甜美的神话，使灵魂获得升华，如《她踏着朝霞向我走来》一诗，便生动传神地写出了“我”

的“白日梦”

:

她踏着朝霞向我走来，神采焕发地对我顾盼，温柔地抚慰我，还拥抱着久久地把我亲吻。

然后，她把我带走清早就带我出家门，趁林边的青草地上还**漾着朦胧的雾霭。

她前面是一片鲜花，太阳也露出光华，于是，万物苏醒过来，我内心也无限欢快。

她向我指着天空又向我指着山谷，我在梦中都未曾看见，如此美丽的景物。

她微笑，她诧异，她俯身向我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