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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生成（第4页）

2012年，廖亦武获德国书业和平奖。

他的作品出版数目，仅次于莫言。

廖亦武的作品如《中国社会底层访谈录》（2011）、《证词》（2012）、《洞洞舞女和川菜厨子》（2014）等书被翻译成德语。

他的作品通常描述底层生活，政治批判色彩强烈，尤其受到当时德国媒体的喜爱。

位居第三的，是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

他有三部译作出版，分别为小说《灵山》（2011）、充满孤寂感的《一个人的圣经》（2006）及小说集《给我老爷买鱼竿》（2010），该小说集收录了他1980年到1986年写的11篇短篇小说。

他的作品大都充满孤寂感，忧郁而压抑。

作者在大陆时期的生活，都在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从德国人对廖亦武、高行健的偏爱可以看出，“‘越是在大陆遭受政治批评的作家，越容易受到西方的重视。

也就是说，西方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接纳角度，仍旧是新闻性的、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还有，观光性的。

’这也表明西方并没有真正从社会文化上对中国文学及其中国形象给予认同。

从这方面来说，高行健之所以能进入西方主流，与其所谓的“流亡作家”

的身份不能说毫无关系。”

[14]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情形逐渐发生改变。

随着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增加、汉语在德国的普及、中德民间交往增多，德国对现实中的中国兴趣越发浓厚。

在这一时间段内，余华有两本作品的德译本面世：《兄弟》（2012）、《十个词汇里的中国》（2012）[15]。

《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并未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用十个词汇，如人民、领袖、阅读、写作、鲁迅等词汇来描述历史回忆里的中国。

作为当代最著名的中文作家之一，余华也获得了众多奖项，1998年获得意大利的卡佛文学奖，2008年又凭借《兄弟》荣获第一届法国“国际信使”

外国小说奖。

《兄弟》一书在德国也深受好评。

上文提及，德国出版社翻译中国小说时一般比较保守、谨慎，通常会考虑到市场接受程度及经济效益，常常是一本中国小说翻译成英语或法语以后，并取得一定成功，德国的出版社常常才考虑引进这本小说。

其他的重要作品，还包括阎连科描述在“**”

时期的《为人民服务》（2007）、以艾滋病为主题的《丁庄梦》（2011）。

王刚的《英格力士》（2014）也描写了“**”

时期的悲剧故事。

此外，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她最喜欢的作品是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2009）。

该作品描写了当下农村生活里基层民主、计划生育等主题，无疑很符合德国政治家的口味。

这些人的作品也都具有批判性，合乎德国人爱批判的民族精神。

众所周知，审丑是20世纪以来文学的一大特色，而中国现代文学“呈否定性向度的启蒙文学模式”

，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生成与发展的主要话语模式”

[16]。

该模式对中国的国民精神做出了深刻的批判。

这也与中国作家对自身使命的定义有关。

从鲁迅时代起，中国作家就认为自己是社会的良心，有责任用笔改变社会、警醒世人。

而中国小说自诞生起，就受到史家文学的影响，注重作品的教育作用或道德意义。

但是，不了解中国的德国人，会草率地将小说中描写的特殊或艺术夸张情形等同于中国的日常生活，等同于中国的整体国民精神。

而部分小说里的中国形象，特别是阎连科、廖亦武等人小说里的形象，也或多或少合乎德国人对中国的长期设想，更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国的固有思维。

贫穷落后的乡土社会、畸形压抑的人性、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荒诞的社会悲剧，都只能说折射了中国形象万花筒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