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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颗文化和教育巨星的陨落,共同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成为令当代和后代惊叹不已的一种社会现象。
还应指出,持久而又广泛的悼陶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
从国共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悼陶活动同此前规模巨大的对昆明惨案、校场口惨案、下关惨案以及李、闻事件的抗议活动和此后由“沈崇事件”
激起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
运动一样,都是中共精密组织领导的政治战役。
争取民主人士,争取处在中间地位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启发动员千千万万人投入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开辟“第二条战线”
的战略思想。
它同“第一条战线”
即正面战场的斗争紧密配合,互为犄角。
因此,整个悼陶活动都不妨放在中共争取人心的战略大背景下来观看。
正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去世后的陶行知才比在世时获得更大的知名度。
如果把党的高层领导成员带有根本方向性的评陶文字视为指挥这一政治战役的原则意见,那么由各地中共组织直接参加并由民主人士推波助澜的悼念活动,便是对这一战役的具体实施执行。
对此情况,我们仍可以陶行知为名的政治现象视之。
[1]原载《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田汉:《安息吧,伟大的灵魂》,载《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61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页。
[4]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5]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6]分别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7、40页。
[7]《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63页。
[8]陈辽:《叶圣陶传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9]《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121页。
[10]《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11]《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59页。
[12]《星洲日报》,1946年9月16日。
[13]《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14]《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15]在会上讲演的题目为:罗格博士(费正清代)《陶博士1914—1915年间在伊利诺大学学生时代的生活》,杜威博士《1919—1920年间在东南大学时代的陶行知博士》,克伯屈博士《晓庄学校》,哈斯先生《1930—1940年间陶行知先生参加的爱国工作》,温费尔与兴顿先生《1940—1944年间育才学校校长及生活教育社理事长的陶博士》,原育才舞蹈教师戴爱莲《1944—1946年间育才教师所见的陶博士》,华莱士《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情形及其未来计划》。
据《新华日报》1946年12月30日。
[16]香港《华商日报》1947年7月21日报道,该委员会在陶氏逝世将两周年之际,聚会于副主席克伯屈博士家中,商讨纪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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