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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陶行知1（第2页）

差不多所有的陶行知的诗都是关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为宣传人民群众而写的。

他说他没有想成为一名诗人，他的诗仅仅是一种呼唤战士战斗的号角。

陶行知强调，他反对空洞的诗。

在1935年和1936年间，一些报纸和杂志开展了关于胡适的有关旅行广西的颂诗。

有人称赞它，有人批评它。

陶行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它，说它太空了，并且说：“我们应该明确不要写这样的诗。”

从美国回来后，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的假设和证明方法总结为十个字的原则：“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

他到处宣传这个“科学方法”

，深深地影响了当代的学者。

这个“科学方法”

仅是在形式逻辑方面的一个思考模型，而且也是在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思考步骤。

胡适把它介绍来中国是作为一种在学问方面的鼓励手段；在“五四”

运动期间，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它在批评封建主义的教条思想和鼓励人们追求独立精神、反对封建主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胡适主张改造和怀疑中国的传统文化，反对封建主义。

他自己用这种方法探讨具体的问题，诸如考证，获得了良好的成果，一些成就超过了许多过去和当代的封建主义学者。

然而，这种方法只是认识过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简单的一种：采取的验证办法仅是寻求验证过程，并不构成完整的认知过程。

对于从事学问研究来说，它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法论，研究复杂事物是不够的。

作为历史学家，胡适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哲学研究历史，他是多元文化和偶然历史概念的提倡者。

这种历史概念否认客观现实和结果，否认历史上必然性和关键性因素。

这实际上是历史唯心主义。

由于受历史唯心主义和他的“十字方法论”

的影响，胡适在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受到了大大的限制，特别是在他研究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领域。

例如，在他的禅宗史研究方面，他纠正了佛教历史材料中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确实做出了一些贡献，例如他对南部教派战胜北部教派胜利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但是他这种胜利归结于神慧和尚个人，他说是由于神慧愿意牺牲他个人的生活和他特别的才能。

他没有看到佛教发展的客观趋势，在几百年后，它进入了中国，而且没有看到这个历史事件出现的关键性原因。

这明显是因为它被唯心主义历史观和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观的阻碍。

胡适甚至宣传这样的理论：“一句话能影响一个国家的沉浮。”

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胡适花费近20年的时间研究《水经注》，他仔细考证了60多个不同版本的研究。

他对中国的目录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还推翻了戴震抄袭赵一清理论的观点，因此结束了一场一百多年前关于《水经注》复杂的学术之争。

虽然胡适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有价值的事情，然而，他很少获得新成果。

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的历史观和学术方法论的影响。

二

在政治上，杜威的实验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

1919年“五四”

运动开始的时候，杜威来到中国。

当杜威于1919年5月1日到达上海时，胡适和陶行知在码头欢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