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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的生活教育思想1（第2页）

而作为反传统教育的旗手和建立新教育的开创者的杜威的思想体系，尤其是他提出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以儿童为中心”

和“从做中学”

的四大教育纲领，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陶行知那似明朗而又朦胧的教育理念。

虽然以后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把先生的学说“翻了半个筋斗”

，变“教育即生活”

和“学校即社会”

为“生活即教育”

和“社会即学校”

，把“从做中学”

发展为“教学做合一”

，创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但杜威的学说无疑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来源。

从1917年秋回国后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与论文中，我们还时隐时现可以看到陶行知接受杜威影响的痕迹。

如在向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和第一女子师范师生所作的《师范生应有之观念》的演讲中，[3]他明确提出“教育为制造社会需要之事业”

的命题，认为“教育为改造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

。

这同杜威在《我的教育信条》中所说：“教育在形成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着一种调节作用，而这种社会意识的个人活动的调节作用，是社会改造的唯一真正的方法，”

可谓如出一辙。

他认为“教育者乃为教养学生而设，全以学生为中心”

，与杜威所说“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自身的社会活动”

相互辉映。

在《新教育》一文中，[4]他阐述了“新学校”

的特征：“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的学校。”

无疑也是杜威“学校即社会”

思想的折射。

1919年5月，在胡适和陶行知的促成下，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的邀请来华访问。

当时正值“五四”

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杜威在11个省市作公开演讲，系统论述了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政治、道德观念等。

其中有关于平民主义教育的思想和反对传统教育对青少年的束缚、禁锢，由于主张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教学的民主、受教育权的扩大、学校的民主管理等，适应了中国教育界一部分知识分子寻求“革新之路”

的需要，也适应了“五四”

运动时科学与民主的社会思潮。

杜威在南京和上海的行程是由陶行知陪同和安排的。

在南京，他作了“平民主义的教育”

的讲演。

杜威在讲演中说：“我观察中国社会教育，受教育者也大为有势力、有金钱的贵族子弟，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并且又偏重男子，轻视女子，像这样的教育就叫作阶级教育。

平民教育乃是公共的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

又说：“我们实施平民教育的宗旨，是要个人受着切合自己需要的教育。

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要使学校生活真正是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