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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子 陶行知选102（第7页）

三子陶刚，1919年11月22日出生，1983年病逝于上海。

从小先天不足，身体瘦小而虚弱，[57]先后跟随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学习。

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徽州日报当报童，后来甘愿务农种田，先后在桂林临桂教养院农场、重庆育才学校农场工作。

陶行知去世后他一直在上海育才学校和行知中学工作。

四子陶城，1924年11月17日生于北京，2011年2月28日病逝于哈尔滨。

抗战期间，他在上海积极宣传抗日，与其他青年创办了《抗日每日战报》，在上海街头向市民报道中国部队的战况，还参加了上海童子军。

1938年随父亲到桂林，参加储材学校少年抗日宣传队，张贴抗日宣传画，教孩子们画宣传画，讲抗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

解放后，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力学教授。

第二任妻子吴树琴

陶行知的第二次婚姻是与吴树琴的婚姻。

陶行知与吴树琴相识是从1935年7月23日开始的。

吴树琴是安徽休宁县人，距陶行知老家仅有百余里，她原是安徽省隆阜第四女子中学学生，1935年7月为了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与另一女生离家出走，经姚文采的介绍与陶行知相识，陶行知将她们介绍到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学习，从此他们开始书信往来。

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吴树琴对陶行知产生了爱情，第二年春，回到老家的吴树琴开始给陶行知写信表达自己对他的好感。

自20世纪30年代初，陶行知的前妻汪纯宜因受刺激而精神错乱，他一直投身于教育事业，无法得到家庭的温暖，爱情更是无从谈起。

1933年底他在给晓庄学生汪达之的信中谈到娶妻的条件时，明确提出以聪明、健康的乡下姑娘为宜。

当时陶行知的家庭出现了很大变故，母亲去世，他妻子汪纯宜又成天住在精神病院治疗。

可以说，很长一段时间，他得不到家庭的温暖。

当陶行知收到吴树琴表达爱意的书信，吴树琴在信中说她在梦里常常看到陶行知，他非常激动与欣慰，犹如久旱逢之甘霖，于是便接纳了这个女子的爱。

他在1936年3月15日给吴树琴的信中讲道：

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你说到梦里常常看见我，我是多么高兴啊！

你写这封信，谅想是用尽气力，拼命的要把心中话写出来，我佩服你的勇敢。

老实告诉你，我做了你的梦里人，那是比做南面王还荣幸。

我愿意永远在你的梦里安慰你。

你不知道吧？我也时常在梦中看见你。

不过我是没有你勇敢，从来没有给你说过。

现在可以给你知道，你是我梦里最欢迎的人了……你几个月才给我一封信，叫我想念来信如同三天没有吃奶的小孩……亲爱的冰小姐！

我得到了你的一封信，好像是得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又好像千军万马来到我的面前，听我的指挥。

我的精神顿加十倍，能做十倍的事并且做得十倍的好。

[58]

陶行知在与吴树琴的通信中，称吴树琴为“冰小姐”

“冰冰”

“冰妹”

等，自称“水”

。

通过这种称呼，可以看出陶行知对这种迟到的爱情，心存顾虑，因为这毕竟是第二次爱情，而且在吴树琴表达爱意时，他的前妻尚在医院治疗之中，因而他与吴树琴的爱情并不像年轻人那样表现得热烈，体现出一种理性的爱。

但从中也可看出，陶行知与吴树琴的爱情是和谐的，因为冰的融化便是水，水的凝结就是冰。

此外，也反映出在这次爱情中陶行知是主动的，吴树琴有点被动，陶行知想通过水来融化冰，从而使爱情升华。

在1936年7月至1938年8月的两年多在欧美进行国民外交期间，陶行知始终保持与吴树琴的通信往来，每到一处都要给吴树琴写信并寄一些风景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