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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子 陶行知选102（第6页）

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

[51]他一直注重教育自己的几个儿子，1927年春，他在忙于筹建晓庄学校的时候，也不忘给家人写信教育儿子，2月11日，他在信中写道：“桃红、小桃在家，自己的事要自己干。

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

烧菜弄饭都要学。

还要扫地抹桌。

有益的事都要做。”

[52]3月17日，他给陶宏和陶晓光二人写信：“我很希望你和小桃多学做事。

我的主张是：有书读的要做事，在事做的要读书……我要你们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不要你们做书呆子。”

[53]

1927年3月以来，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他长年累月在外奔波，很少有时间能回家与全家老小团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孩子们的感情，他利用一切机会表达父爱，家人寄来照片，他总是爱不释手，抽空就看；儿子寄来自作的贺卡，尽管上面又涂又画，但他认为这是最好的礼物；每到一地开展教育活动，他都要写信给家人报平安，汇报近况，这既是对家人的慰藉，也是自己表达想家之情的重要方式。

1928年陶宏随全家迁来南京，他入晓庄学校学习，并充分发挥创造力，制定了“十九年度陶宏计划”

。

30年代初，陶宏协助父亲开展“科学下嫁”

运动，他参与编写儿童科学丛书和天文学活叶指导丛书。

1939年，陶行知在重庆兴办育才学校，陶宏也来到重庆，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参与筹建育才学校自然组，并负责自制实验仪器。

因此，陶行知于1942年在给二儿子陶晓光的信中写道：“现在的自然组全靠陶宏一个人力量维持，假使他走，对学校对小孩子都是一大损失。”

[54]后来，他被聘到四川大学理学院任教后，还经常写信指导育才学校的孩子，在育才学校最困难的时候，他亲自为育才学校募捐到18000元寄给了陶行知，帮助育才学校渡过了难关。

陶行知去世后，他调到了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感光化学研究所工作，成为中国感光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与开创者。

次子陶晓光，生于1918年7月5日，于1993年7月6日在北京去世。

1923年他在家中教奶奶学习《平民千字课》，成为陶行知后来所倡导的“小先生制”

的雏形，“成为中国第一个小先生”

。

[55]据陶晓光回忆说：

当时我祖母已57岁，她受父亲的影响，发了一个宏愿，要读完4本平民千字课。

那时我才6岁，刚读完第1册，父亲就让我当“小先生”

，教祖母读书。

我和祖母一面玩一面读。

读到第16天时，父亲依据16课以前的生字写了一封信，从张家口寄给祖母，她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读了出来。

我这个“小先生”

的实验给了父亲很深的印象和启发，1934年他正式提出推广“小先生制”

。

不久，就在全国23个省市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56]

30年代初，他协助父亲开展“科学下嫁”

运动，他与表叔曹子云一同自行组装了手提式直流无线电收音机数十台，还带着发电机与放映机到农村为农民放电影。

他第一次在上海利用无线电台对民众进行科学普及教育。

抗战期间，他先后参加桂林的生活教育社，担任了育才学校驻印度的代表，负责为育才学校募集资金，还在加尔各答为育才学校绘画组举办了绘画木刻展览会，以此来募集到了办学经费，为陶行知解了燃眉之急。

他还为育才学校音乐组购置了一批音乐器材。

陶行知去世后，陶晓光辞去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工程的工作，又回到育才学校，将父亲的未竟事业接着完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级干部、无线电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