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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创建 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选1（第2页）

有时教育者会带领受教育者对文化进行创造性研究，从而实现对文化的再生与创新。

陶行知作为中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首先是教育领域中教育者的杰出代表，由于其受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种教育，因而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直接影响到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同时，他在之后从事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凭借自己睿智的眼光和判断力，对各种文化进行了批判吸收。

可以说，陶行知既是在不同文化的冲撞和交融中成长起来的教育家，又充当了东西文化交流与融通的使者。

其教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东西方文化的影响，正是在多元的文化摇篮中不断形成其教育思想的；随着其教育思想的成熟和丰富，他又对不同文化进行了认真的审视与评判，在冲突的文化中进行抉择和汲取，并且在批判的基础上采取积极输入先进的西方文化和扬弃传统文化的态度，来完成教育家传承和创新文化的任务。

他在教育实践中时刻都不忘自己所肩负的文化创新使命，在从事教育主业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在语言文学、大众艺术、大众戏剧、现代科学、新闻出版等方面进行文化传承和创造，可以说，陶行知是20世纪综合性的文化伟人。

因此，从文化视角去研究陶行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至关重要。

力求陶行知研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努力开拓研究的新领域和采用研究的新方法，从文化学角度研究陶行知就是一种研究人物方法论的有益尝试。

任何一门学科（或学问）都有它自己的方法论。

所谓方法论，即关于方法的原则和理论。

它与具体的研究方法不同，是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每个研究者都受一定的方法论指导。

也许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时并未明确意识到自己所采取的方法论，但由此而说他没有方法论的指导，则是荒唐可笑的。

正确的方法论对于研究工作来说尤为重要。

恩格斯说得好，没有正确的方法论作指导，“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

[2]陶行知研究也不例外。

研究陶行知应当注重方法论研究，善于借鉴和吸收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只要研究方法有新的突破，也可使人物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正确的方法论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

离开了这个正确的方法论作指导，陶行知研究必然会走弯路。

有了正确的方法论并不意谓着研究者已稳操胜券，可以坐等收获。

由于每个研究者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又各不相同。

因此，正确的方法论并不是必定成功的保票，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前提。

然而，从目前陶行知研究的现状来看，还不能说每位研究者已经很好地采用了正确的研究方法。

如果我们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正视现实，就应该承认，在研究过程中，不少研究者（包括我本人在内）常常产生偏离甚至背离正确方法论的倾向，出现种种偏差与失误。

这里面最为突出的，大概要算庸俗社会学方法论倾向，它已对陶行知研究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

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陶行知研究很可能走进一条死胡同。

庸俗社会学方法论在陶行知研究中究竟有何表现？依我浅见，似有如下数端：

一曰“分割研究”

。

时下不少研究者热衷于像切豆腐块似的对陶行知搞“分割研究”

。

你写陶行知论乡村教育，我就写陶行知论城市教育；张三论陶行知的美学思想，李四就论陶行知的艺术实践；A介绍陶行知在南京，B就介绍陶行知在北京；甲谈陶行知与小孩子，乙论陶行知与老妈子。

如此这般，不胜枚举。

随便翻开有关刊物，那里面十有八九是这类大作，而且从标题形成、文章结构乃至语言风格，都大同小异，了无新意，仿佛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这类问题，有些颇有价值，应该而且必须作深入研究；有些则价值不大，没必要花偌大精力呕心沥血做文章；还有些文章连题目本身都无法成立，纯系迎合时尚的拼凑之作。

像这样无限分割下去，陶行知研究将会有无穷无尽个题目以供“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