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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略（第9页）

1938年6月15日由美国启程，途经欧洲大陆、埃及、印度、新加坡回国。

8月30日下午到达香港，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回国后要做三件大事：一是创办晓庄研究所，培养高级人才；二是要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流离失所的苦难儿童；三是要在香港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华侨抗日。

陶行知在香港停留约一个月，曾多次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作了多次讲演活动。

10月初，经桂林、武汉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

二次会议。

经武汉时，曾到战区儿童收容所视察。

陶行知在重庆，与晓庄校友等着手整理生活教育社。

1936年组织的国难教育社，在1938年已改组为“战时教育社”

，创办《战时教育》刊物。

1938年12月15日，按照当时国民党政府发布的战时社团登记办法规定，在桂林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陶行知当选为理事长。

生活教育社在当时是公开的教育学术团体，以提倡抗日、民主教育为宗旨。

12月29日，陶行知从桂林再到香港。

到达香港的当天下午，接待《星岛日报》记者的访问，并回答记者所提出的问题。

他说：“教育要配合抗战，不能为教育而办教育”

，“生活教育社已于本月十五日在桂林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共有二千多人，社员们为了自己长进，为了为国家服务，所以要有一个正式的团体来帮助政府，以增加抗战力量。”

还谈到：“生活教育社已有12年的历史和运动，前后共有五个运动：（1）乡村教育运动，发动于12年前，（2）普及教育运动，发动于8年前，（3）国难教育运动，发动于3年前，（4）战时教育运动，（5）现在又有全面教育运动，全面抗战需要全面教育。”

（香港《星岛日报》1938年12月30日第6版）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召开晓庄学院校董会议，通过筹设“晓庄研究所”

，并订定《章程》。

议决创办“育才学校”

，并订出《意见计划书》。

（《实行全面教育筹设晓庄研究所》，香港《立报增刊》1939年1月28日第七版）香港“中华业余学校”

创设于1938年10月，董事长陶行知，副董事长黄泽南，校长吴涵真，主任方与严。

（香港《立报》1938年11月1日第2版）

陶行知再次到香港的一个多月中，先后进行重要讲演九次，发表许多诗歌、文章，多次接待记者来访，应邀出席会议，反响很大。

六

1939年1月，陶行知在香港拟了创办育才学校的计划，并成立了董事会，推举张一蘑先生为董事长。

创校的经费得到“贩济委员会”

的支持。

1939年5月，在四川重庆市北碚区成立育才学校筹备处。

共产党员、生活教育社战友王洞若、陆维特、戴伯韬、丁华、魏东明等参加筹备。

从各儿童保育院、孤儿院等难童机构，以智力测验、文化考查和技能实践三个方面进行考查分析，选拔具有某种特殊才能的儿童入学。

1939年7月20日，培育人才幼苗的学校——育才学校，在重庆市郊北温泉诞生。

7月25日迁至合川县草街子乡凤凰山上的古圣寺正式上课，学生总人数达到152人。

育才学校的教学计划是，在普通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特殊才能的教学，语文、外语、数学、自然和社会常识等文化知识的课程，列为必修课，根据学生的特殊才能进行分组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称为特修科，先设置了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各科专业组。

校内有教职员工约60人，并聘请当时在重庆的著名学者、教授来校讲课，先后有翦伯赞、贺绿汀、章泯、艾青、陈烟桥、魏东明、孙锡洪、戴爱莲等。

陶行知校长和中共育才地下党支部亲密合作，并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大力支持，派了延安马列学校毕业的中共党员廖意林同志来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