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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传略（第8页）

，拟定《国准教育方案》，在教育界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的运动。

1936年6月，救国会领导者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合发出声明：《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明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

的方针对敌人有利，对人民有害，表示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战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退让，直到中华民族取得完全胜利。

8月10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复信《论团结御侮——复沈、章、陶、邹》，信上说：“我们诚恳的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签名。”

[2]

1935年，陶行知创立“中国新文字研究会”

，起草《中国新文字宣言》，提倡用拉丁化新文字来改革中国文字，普及群众教育。

陶行知在此时期，紧跟中国共产党，立场坚定，观点鲜明，抗日救国的热情高涨，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都起了根本的变化，认识到“教育脱离政治是一种欺骗，在中国想作一个不问政治的教育家是不可能的”

。

[3]

1936年初夏，陶行知接到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

第七届年会的邀请。

同时又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向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争取海外华侨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和同情。

6月，陶行知去广东、广西宣传抗日救国，推行“小先生制”

。

7月初，从上海到香港，7月14日从香港出发，经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去欧洲，8月间到达伦敦。

陶行知在世界新教育会议上作了《推行“小先生制”

普及教育》的报告。

9月3日至7日，陶行知去布鲁塞尔，以中国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世界和平大会”

的第一次大会。

9月20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成立大会，并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朗诵了一首长诗：《中华民族大团结》。

10月30日，在伦敦瞻仰了马克思墓，在墓前摄影留念，并以崇敬的心情写了一首诗《马克思墓》，歌颂马克思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

。

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领导者沈钧儒、史良等“七君子”

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远在海外的陶行知也遭到了又一次的“通缉”

。

陶行知无所畏惧，继续在国外周游欧、美、亚、非四洲28国家，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争取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支援与同情。

1937年“七·七”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在美国对学生、码头工人、洗衣工人等作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发动华侨献金救国。

1938年2月，陶行知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吴玉章一同出席在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

。

1938年，国民党政府设置“国民参政会”

，陶行知以“文化团体和努力国事信望久著”

人员膺选为“国民参政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