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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教育 建设中国的支点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序1（第1页）

大教育：建设中国的支点——《陶行知与中国现代化》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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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教育改革从昨天走来。

它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规定而冒进，也不能违背历史的意愿而逆退。

企求教育改革循直线沿坦途发展，只是不谙世事者的浪漫想象。

充满艰辛的探索跋涉曲折的途径，才是教育改革的必然命运。

检讨既往，不是为了慨叹过去，而是为了寻觅历史的启示，使行将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教育更加清醒地面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这是我从事“陶研”

最亲密的伙伴，也是我期望最殷却又英年早逝的唐文权教授，在1990年为《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结尾写下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时间已经过去10年以上，但至今仍可视为警世良言。

陶行知的可贵之处就是不蹈空言，在孜孜不倦的教育与实践中，始终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坚持“符合国情，适应生活需要”

这一根本指导思想。

他的教育思想与事业深深植根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与现状都充分表明，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无愧为生长在中国土地上的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奇葩。

我很欣赏《陶行知教育思想现代价值研究》课题组开题报告中的一段话：“陶行知不仅属于历史，他还属于今天和未来。

陶行知享有人民教育家的盛誉，曾为大众教育、平民教育、民主教育奋斗一生，正与现代教育民主化的历史走向契合。

他主张办‘四通八达的教育’、开放的教育，正适应了现代教育社会化、信息化、国际化发展的需要。

陶行知提倡的教育是‘大教育’，是人生的教育，全社会的教育，包含着深刻的终生教育的内容。

他的教育思想有着鲜明的实践性、整体性，体现了丰富的辩证法，与现代教育由‘分析的时代’走向‘综合的时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变革正相一致。

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学习化社会即将到来，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不仅具有前瞻性，而且具有现实性”

。

我们丝毫无意把陶行知描绘成未卜先知的预言家，然而无论古今中外，但凡学问进入“真知”

阶段和“智慧”

境界，则必然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