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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1（第5页）

他曾与陶行知、曹亮等人组织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

，开展革命活动，团结了一批爱国进步人士。

从这时起，陶行知开始接受“文总”

的直接领导。

他曾参加“文总”

召集的工作会议，听取过从江西中央苏区到上海来的同志作关于苏区情况的报告，会场也是由他出面在旅馆定房间布置的。

此外，在陶行知创办的教育社团工作的共产党人也为他作了大量的工作。

“教联”

“中青”

“左联”

等组织的共产党员刘季平、丁华、徐明清、王洞若、林一心，张劲夫等人，都先后在陶行知身边工作，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和影响，陶行知也长期依靠这些共产党人开展生活教育运动。

四

从1935年起，陶行知一直自觉地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无保留地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抗战爆发以前，陶行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在《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从“一二·九”

运动起，他就一直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主张。

1936年1月初，他在《十二月运动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学生运动是整个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先锋队，学生的使命是唤起大众，”

“一二·九”

运动表明，“新时代已经来到，每一种新的运动必有它的新意义。”

他向教育界呼吁：“中国已到生死关头，我们要认识只有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才是救国的教育。”

指出当前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大众联合起来解除国难”

。

[13]同年2月，他发表《战斗》一文，表示自己要做“民族解放联合战线上的斗士”

，与一切妥协、悲观、沉溺于私斗内争的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这些论述表明他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拿他的话讲，就是要建立“民族联合战线”

，“团结御侮”

，争取“民族解放和大众解放”

。

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组织领导工作，成为救国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他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党所领导的外围组织“国难教育社”

，由他担任理事长，实际负责该社工作的则是共产党人丁华、王洞若、张劲夫、方与严等四位同志。

此时，他本人虽未正式提出加入共产党组织，但却赞同和支持身边的工作人员加入共产党。

1936年6月，陶行知出国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并作为全救会的代表，赴欧美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他在途经香港时，接受中共代表潘汉年的建议，与邹韬奋一起审定、签署了由胡愈之按无党派人士口吻起草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历史性文件，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事后，他激动地写下了“大祸已临头，其豆忍相煎，摩登万言书，我名最先签”

的诗句，表达自己与共产党合作共事的兴奋心情。

他在出访欧美各国期间，一直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演讲机会号召实现国共合作，建立全民族的联合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