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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1（第4页）

的斗争中，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正因为陶行知能够从阶级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较量中去理解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到了共产党是唯一坚持民主革命方向的政党，所以他虽然不赞同党在白区的“左倾”

盲动主义行为，但却坚定不移地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政治态度，从各个方面热情地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

这正是他超出一般民主主义者的伟大之处。

30年代初期，陶行知在政治斗争中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共产党人一边。

他支持史量才在《申报》刊登中共地下党关于“伍豪事件”

的辟谣广告，揭露国民党特务破坏共产党组织的卑劣阴谋。

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大量杂文，揭露国民党新军阀屠杀工农，背叛革命的反动本质。

抨击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国策。

在文化反“围剿”

的斗争中，他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在思想战线上猛烈地抨击国民党的思想统制政策，与蔡元培、李公朴等人共同发起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大会，专门宣传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文学战线鼓吹革命文学，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大众诗歌，在教育战线创办和指导各类工学团、夜校、读书班，广泛地开展工农普及教育工作。

在这一时期，陶行知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生活教育杂志社等著名教育社团。

这些教育社团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期隐蔽了一批共产党人，掩护了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

）、中国青年反帝大同盟（简称“中青”

）等地下党的组织在白区开展革命活动。

陶行知此时已完全了解在他身边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我愿意做篱笆，保护你们，但是你们不要搞得让我站不住脚啊。”

意即他愿意帮助共产党人，但首先应该让教育社团在上海站住脚，这样才能掩护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

当“教联”

负责人丁华动员参加“教联”

时说：“你看，我是参加‘教联’好，还是不参加‘教联’对你们更有利？”

这表明了他支持共产党组织的态度和他愿意采取的斗争方式。

事实上，陶行知创办的教育社团大都成为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

）领导下的重要革命据点，是文化反“围剿”

的前哨阵地，因而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封。

此外，陶行知还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力营救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例如，1932年“教联”

负责人刘季平被捕后，他仅在短短的四小时内便筹借了500块银圆，代请律师出庭辩护，使其幸免被害。

他对共产党人的这种爱护和帮助，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

在这一时期，陶行知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帮助和影响。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

）成员田汉很早就开始做他的工作。

田汉曾派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

）的田源到晨更工学团工作，并介绍陶行知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资本论》，陶行知有时坐在汽车上也孜孜不倦地读这本书。

1934年，钱俊瑞到上海参加“文总”

领导工作后，也一直在做陶行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