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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选1（第7页）

的大名，首次向《申报》的读者群亮相。

自此以后，有关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主张的文字，频频出现在这家于当时中国社会舆论影响甚大的新闻传媒上。

20年代前后继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教育改造，使陶行知暴得大名。

不仅他的“教育家”

的形象得到了人们的共识性认可，而且他对中华民族出路的探索，即试图通过教育改造乡村社会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的革命性试验也受到了正在寻求中国革命出路的时代先进的赞赏和瞩目。

如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恽代英，在给正将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作上的毛泽东的信中建议，“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

。

后来毛泽东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以及一直注意农民的教育和改造，无疑在某种程度上从陶行知那里受到了启发，而这也正是他后来赞誉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的最初历史成因。

及至三四十年代，作为一个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教育成就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自第二次海外之行归来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不仅在国民政府政权辖区内，通过先后继起的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和民主教育等运动，得到更为深入的实验和更加丰富的发展，而且已经突破了其时中国社会因政治原因而划定的“区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区域内，受到了共产党人的高度重视、热情赞扬和认真研习。

如在1942年，延安新教育学会在庆祝陶行知组织创立的生活教育社十五周年时，专门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

与此同时，一些从事或主持教育工作的共产党人，如徐特立、范文澜等纷纷赞扬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及其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

，“不仅是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是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

。

应该说，这是当时代表着民族和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评价陶行知及其教育思想理论定下的最初基调。

有了上述基调的引奏，至1946年7月陶行知逝世时，随着当时报刊连篇累牍的宣传和介绍，人们对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有了更为全面而真实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也取决于其时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和新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领域，纷纷对陶行知及其事业和思想进行充分的肯定、揄扬和赞赏，一时间八音和谐，愉悦激扬：或从社会政治方面，认其为一个“伟大的革命战士”

“和平民主的坚贞斗士”

“党外布尔什维克”

，乃至“政治家”

或“大政治家”

；或从文化思想领域，认其为一个“文学家”

“大诗人”

“大思想家”

，文化战线最有创造力最有成就且在人民中间影响最大的“卓越的人民领袖”

。

当然，人们肯定更多的是他在教育领域的角色地位和历史身份，诸如“人民的导师”

“万世师表”

“中国新教育的奠基人”

，等等，喧腾于众口，印象于人心。

有如乐曲合奏，在其时种种“谥称”

声中，毛泽东挥笔而就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的题辞，无疑一锤而定音，给陶行知的一生作出了“盖棺论定”

，也给从事陶行知宣传和研究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合乎尺度的评判标准。

[1]原载《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