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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选1（第6页）

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专制统治日益强化和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些顺应潮流追随时代的教育界学人，开始有了相当程度的彻悟和觉醒，逐渐摆脱了单纯依靠教育来救国的思维定式，跨越出远离政治的社会行为误区，转而借助教育这块阵地，自觉而直接地将民众的知识开智和文化启蒙，纳入民族独立和社会民主的范畴之中。

陶行知正是完成这种转变的学人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最终以“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的历史身份将自己所建树的理论及建造的事业，留给后人去作各抒己意、各凭良心的描述和评品。

3.一段曲折的历史

作为人生的事业初衷，陶行知的理想是做一名能以自己的操术医治世人疾病、解除民间痛苦的良医。

在传统时代，中国读书人的事业出路，并不以医者为尚。

所谓子弟不至愚庸而不堪造就，父母不会令学医道；士流不至贫极而无可聊生，绝不寄身于医界。

然而在早年的陶行知看来，人生至贵，惟兹寿命，而医者之功，即在于扶伤救死延人寿数，所以“岐黄操生杀大权，同于官吏”

，悬壶活命“未始非活人之大德业”

。

这种救人济世的事业理想，在青年陶行知的头脑里，前后活跃了几近十年，以致今天从他留世的数百万言文字中，人们还能见到他二三有关医术医道之作。

依据他有关“医德”

的论见，有理由推断，如果不是人生道路的某些变故，他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位操术精、宅心仁、持行廉的良医。

只是近代中国社会更需要一些以诲人之术医治人心的国手，历史老人才让他进入了另一种事业选择的房间。

陶行知人生事业志向的改变，无疑发生在大学求学期间。

成为金陵大学文科的学生后，陶行知实现操刀圭之术医人活命的良医志愿日渐以远，而成为借文字之功觉人醒世的良师条件日益积多。

至大学毕业时，他已经认识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

。

尤其在“万国交通”

的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群策群力，然后方可制胜求强：“若恃一二人之智力，则鲜有不受天然之淘汰，故不教育其群者，必受外侮，而臻于亡。”

由是对能使人民养成“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

的教育事业，发生极大的兴趣，并予以高度关注。

由此起点，中经海外求学对教育学科知识的孜孜研习，终于将平生志向归宿到“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的事业选择上。

自留学归国之日起始，他即踏上了一个人民教育家的成长道路。

对于陶行知人生道路的上述变化，人们曾将之与鲁迅、郭沫若这两位早年亦由医而文的文学巨匠在事业选择上的变易进行过比较，认为“这一不约而同的人生志愿更改现象，其底层究竟含蕴了多少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在内，恐怕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引起人们探究的兴味”

。

其实，在人生事业方面，陶行知与鲁迅、郭沫若他们还有一个理应受到人们重视的共同之处，这就是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人地位。

就个人禀赋、气质及文化涵养而言，陶行知也完全可以以一位诗人的角色在近代诗坛上完成自己的一生事业。

自1914年第一次放洋船出吴淞口时初发天籁《海风歌》，直到生命结束前五天所作长诗《祭邹韬奋先生文》，陶行知一生留世的诗作现已成集者即达780首之多。

仅此即可见“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厚”

。

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一些在启蒙开智方面力行其事的实践革新者，而不是富于浪漫情怀的纯文化意义上的学士文人。

故而终其一生，尽管他富有热情灵感，勤于叹咏吟诵，尽管他对自己的诗作宝爱备至，以至“甚于爱他自己的生活教育论文，甚于爱他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最终只得接受历史的选择，只能将自己那诗人的理想和才华服务于自己的教育事业。

也正因有此，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几乎无不以一个近代中国社会舞台上的教育家的角色作用，来曲直他的是非、扬抑他的功过。

按照人物生平活动的发生顺序，陶行知最早以教育者的形象为中华教育界及中国大众社会所识所知，得益于近代社会才有的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媒。

早在1917年12月15日，其时陶行知刚刚跨入教育事业的人生道路不久，在当时社会影响极大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有关新增成员名录的通讯中，他即以“陶文浚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