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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与公民教育从教育救国谈起1（第2页）

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同样将培养“好国民”

当作平民教育的根本目的。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以“除文盲、做新民”

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为核心，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为手段，以铲除“愚、贫、弱、私”

四大劣根性，从而造就一代“新民”

为目标。

他明确指出：“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把目前全国的‘平民’都养成好国民。”

“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

做什么人？做‘整个的人’。

什么叫‘整个的人’？第一要有知识力，第二要有生产力，第三有要公德心……总之，平民教育是要养成有知识力、生产力和公德心的‘整个的人’”

。

[4]他认为，“人人都有做公民的资格，人人都有受公民教育的权利。

我们要大多数民众都能实施公民教育的权利，就得给他们一种公民教育。”

[5]他还认为：“中国真正最大之富源不是煤，也不是铁，而是三万万以上不知不觉的农民。

要把农民的智慧发展起来，培养起来，使他们有力量自动地起来改造，改造才能成功，自动起来建设，建设才会生根，自动起来运动，复兴民族，民族才有真正复兴之日。”

[6]由上观之，所有持教育救国论观点的人，都是将教育当作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发展打基础的工作，而且不约而同地将其目标指向培养合格公民，足见培养公民之于教育的重要性。

二、生活教育与公民教育：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

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正是这个大背景的产物。

陶行知的教育救国思想形成于1914～1916年间。

1916年他在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罗素的信中说：“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鉴于我中华民族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因此乃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7]

他之所以有此宏愿，源于他在金陵大学求学时对中国现实状况的深入思考。

作为一个大学生，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而是身居校园，心忧天下，积极参与各种校内外活动，并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整理成文，发表在《金陵光》杂志上。

1913～1914年，他在《金陵光》连续发表过14篇文章，其中《一夫多妻之恶结果》《因循篇》《伪君子篇》《民国三年之希望》以及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等文章不仅反映出他心忧天下的情怀，而且反映出他对中国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刻和独到。

在《伪君子篇》中，他历数了伪君子的种种危害后写道：“天下非真小人之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真小人之为患，深之不过数世，浅则殃及其身而已；伪君子则直酿成伪家声、伪国风、伪世俗，灾及万世而不可穷。”

[8]而伪君子之所以“惟吾国为最多”

，“惟今世为最盛”

且能够通行于世，则是因为人们对之“无人非，无物议”

，反倒“以此相隐慕”

。

“隐慕”

二字，十分传神地揭露出中国人的国民程度之低下，揭露出国民程度低下为伪君子盛行于世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在《民国三年之希望》一文中他写道：为庆祝民国三年元旦，到处是“爆竹声喧，桃符颂献，旗悬五色，乐奏八音”

，“然阅报章，则荆棘满纸；游街衢，则疮痍遍地。

逢故旧欲致吉利语，而嗫嚅不能启口。

视此国家，对兹社会，皆哀有余，而乐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