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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立国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当代价值述论1（第2页）

“贪禄不止者”

“惮责重而不肯负荷者”

“居高明之位而有以流俗自况者”

等现象的发生；唯因“国民程度不足”

，难以识别真假之领袖，才会使“伪领袖”

当道，导致“稗政难除，善政难兴；公共福利不能谋，公共进化不可期”

之恶结果；唯因“国民程度不足”

，才会使党祸为害共和政体，才会使伪领袖假多数之名而危害少数之利益。

如何才能规避“共和之险象”

呢？陶行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

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可见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

但其为可教，施以相当之教育。

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6]至此，陶行知通过严密的论证，充分证明了教育民众对实现共和的至为重要的意义，并第一次表明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指出共和主义绝不能“发动太过”

。

他说：“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否则，妄解自由，谬倡平等，秩序紊，伦常乱，公理昧，权利争，祸患所中，烈于洪水猛兽……”

[7]而不能“发动太过”

的原因仍然是国民程度不足。

当年他开出的药方是“利用开明专制”

，即由制度的渐变使国民逐渐树立民主意识，适应民主生活。

这对民主适应的过程也是对民众进行教育的过程。

1918年他在《师范生应有之观念》的演讲中更明确地指出：“教育能养成共和之要素。

共和国有两大要素：一须有正当领袖，一须有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正当领袖，能引导国民行正当之事业；不正当领袖，能诱致国民行不正当之事业。

故又必须养成能认识正当领袖之国民，领袖正当则从之，领袖不正当则去之。

由是，正当领袖之势力日张，而不正当领袖之势力日蹙。

所以教育能巩固共和之基础也。”

[8]可见养成“国家主人翁之资格”

，为巩固共和立一坚实之基础，实在是至关重要的；而能够担负起构建这个基础重任的唯有教育。

所以他在1916年写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表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

因为他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

所以才“矢志以教育管理为终身事业……”

[9]“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

[10]可见，陶行知在《伪君子篇》《共和精义》《师范生应有之观念》《新教育》等文章中，都是一再强**育的作用在于改变国民性，而改变国民性的目的则在兴世救国。

为什么陶行知执着地追寻着教育救国之梦？为什么他不赞成经由军事革命来建造一个民主国家？我以为这还是与陶行知生活的环境、当时国内的局势以及陶先生对这种局势的认识有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成功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多少仁人志士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民主共和国终于建立了。

然而，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仅仅当了两个多月就被袁世凯取而代之，辛亥革命的成果轻易就被北洋军阀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