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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选1（第9页）

这种秩序规定了个人与国家、自由与强制的关系，规定了公共权威强制力的适用范围，也包含了规范个人与权威关系所必需的法律结构。

民国初年，急剧动**变迁的社会、风云变幻的时事政治和愚昧无知的国民劣性，为陶行知提供了一个就近审察国情、剖析民性的大好机会。

金陵大学相对宽松的政治学术环境，又为他创造了一个得以从容思考并发表自己见解的场所。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期间已形成了稳步渐进的改良主张和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设想。

如他在1914年为《金陵光》所写的社评中所谈到四种希望：一是“希望民国文官，不贪财，不因循，不争门户，戮力以襄国事”

；二是“希望民国武臣，严纪律，重人道，不矜功，不嚣张，为义战，不为暴戾”

；三是“希望内乱永平，寇贼绝迹，使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共乐太平，而学子亦不为残贼影响所耽误，俾得从容新其体健，新其学问，新其道德，早日蔚为国家栋梁材”

；四是“希望人人洗心革面，一刷污俗”

。

“有此四端，则外患不作，内乱不兴，百工乐业，人才辈出。

民力足，民德进，可以富，可以强，可以比骋列国，可以雄视寰球，岂不熙然盛世乎？”

可以看出，此时他提出的是一个简单粗略的社会改良方案，其具体内容和实施方式还有待设计充实。

在如何具体入手实施其社会改良方面，他高举教育大旗。

他强调：“共和之要素有二：一曰教育；二曰生计。

然教育改良，则人民生计必能渐臻满意。

可见教育是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

在他看来，中国要改变贫弱面貌，克服政治上的种种弊病，渐臻民主共和之境，都离不开教育。

“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

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

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

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

他全面表达了教育的社会功能：改良政治，改善民性，发展经济，推进文化，培养理想的共和领袖和国民，教育成了推进社会进步的强劲动力。

这一认识，奠定了其日后以教育为工具进行社会改造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对社会改造、教育的种种认识作为自己学术知识和政治思想双重凝结的文字结晶，陶行知以其洗练的笔墨聚注于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

就这样，他也为自己的金大求学时期画上了历史性的句号。

带着自己在金大铸造的人生理想和信仰，努力做好事业前的最高和最后的知识与思想的准备，陶行知踏上了更新求知的人生之旅。

[1]原载《陶行知与民国社会改造》，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