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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选1（第2页）

和鲁迅不一样，陶行知从未对大众失去过信心，他坚信他的努力一定能唤醒大众，并使他们成为新中国的新公民。

不管这种信念是出自他对王阳明心学的体悟，还是出自于他的基督教救世情怀，或者是出自于他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斗志，都是一样的伟大。

这也是我将陶行知放在文化冲突视野下进行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一节是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现象的初步描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研究陶行知生平、行动和思想的文本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对陶行知的了解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入，也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陶行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性、近现代中国和世界的教育改革以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的变化。

一、国内教育界陶行知研究现状：作为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

从1980年开始，国内教育界对陶行知的研究越来越广泛，包括陶行知全集的出版，各地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的成立，大型学术交流会议的召开，各地学习陶行知思想的热潮，各地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教改实验，等等。

长期以来，国内对陶行知的研究大都是从教育学、教育思想史的角度，将其教育思想概括为“生活教育”

，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即知即传，小先生制，科学下嫁”

；将其教育实践概括为“六大教育运动”

，包括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一般是这样来称呼陶行知的——人民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进步的思想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教育界对陶行知研究的大致历程：政治化研究取向和学术化研究取向的交织

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注定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是召开大会为其恢复名誉，并进行政治平反。

当然这也为我们后来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提供了坚固的政治保障。

1981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集会纪念陶行知诞辰90周年，邓颖超、胡愈之等中央领导人分别在会上讲话，对陶行知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为其正名平反；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又作了一次具有政治保障意义的重要讲话，认为我们应该从“全体、各方面”

对陶行知进行评价。

这就进一步澄清和消除了在“左”

倾等政治化路线影响下对陶行知所作的片面的、不公正的评价，重申陶行知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进步的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爱国者”

。

1984年10月，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组织编写了一本名为《陶行知一生》的书，通俗生动地介绍了陶行知的生平、行动和思想，使陶行知的形象经过一个时期的沉默后重现于世。

接着是陶行知研究机构的出现，这为研究陶行知提供了组织方面的保证。

为其政治平反后，率先恢复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工作的是其当年的学生和朋友。

其中有少数学生曾经在“批陶”

的政治潮流中，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进行过批评。

1979年，操震球、杨寿南、李勋南、丁右涵、陈文达、高越等人在安徽组织了陶行知研究小组，1980年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出版了第一期《行知研究》。

同时，江苏、四川、上海三省市也设立了陶行知研究会，并举行学术会议，出版研究成果。

1985年9月5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中国陶行知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确定了工作宗旨，产生了领导机构。

到1994年底，全国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陶行知研究会。

此时，对陶行知的研究处于一种民间的、自发的、相对比较学术化的研究阶段。

随后，我国政府开始倡导对陶行知的研究。

1990年9月，安徽省教委、省教育学会、工会和省陶行知研究会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学习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这种由上自下的号召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1991年10月，为纪念陶行知诞辰100周年，江泽民写下了“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

的题词，李鹏的题词是“学习、研究、运用、发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从而使陶行知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由教育行政部门出面领导，帮助推动的新阶段。

此时，我们对陶行知的研究又一次和政治密切纠缠在一起。

在政府的倡导下，学术界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的研究很是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