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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不肖者不及焉,则蔽于物欲而失其本心。
贤者智者过之,则蔽于意见而失其本心。”
(《与赵监》)朱熹强调“宇宙之间,一理而已”
,天理是本体,天理高于一切,陆氏则重“明本心”
,直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绍兴二十一条),本心是道德原则的根源,是一种无形无体的主体精神,是派生客观世界的主体,本心之理与宇宙之理是同一的,心即是理。
“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
(《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古往今来的人心都是相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心亦是宇宙的实体,而个体人的心只是这个宇宙本心的体现。
由此,陆九渊提出,要体验“本心”
,就要“解蔽”
(破心中贼):“道不远人,人自远之耳。
人心不能无蔽,蒙蔽之未彻,则日益陷溺”
(《与胡季随之二》)。
为了排除权威的定势,摆脱经典对人心的束缚,陆氏甚至还提出“六经皆我注脚”
的革命性口号。
也由此而被朱熹视为“好为诃佛骂祖之说”
(《朱子语类》卷一二四)。
四、理学的延承期
第三阶段是理学的延承期,这一阶段朱熹的学术思想被奉为正宗,在南宋一朝有永嘉学派与其相辩争,到元明之世程朱理学终被尊为官方政治哲学,尤其是明初开始以程朱学术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朱学独尊已经俨然成为其统治思想的主要形态了。
在南宋孝宗时,朱熹在与陆九渊论争时还要与持“道在事中”
的事功派学者陈亮进行论辩。
陈亮虽然非常钦佩朱熹的学识、人品与才干,但是对朱熹“理在事先”
的观点,还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指出:“世之学者,既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
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
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有得,岂不可哀也哉!”
(《与应仲实》)这正是针对朱、陆“安坐感动者,实真腐儒之谈”
(《又癸卯秋书》)的反驳。
到南宋宁宗嘉定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学士,立《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于学官,理宗淳祐元年(1241)又以朱子配祀孔子,朱学已经成为官学的正宗,陆氏心学及其他与朱学相左的学术皆沦为旁道支流。
在朱学被奉为正宗之后,与之观念不同而能够并立的,是与陈亮学术相近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宋熙丰时候承接二程的“九先生”
(周行己、许景衡等),后来发展到事功派的先驱薛季宣及其弟子陈绍良,开始与伊洛传统相抗衡,到叶适批判朱、陆之时臻于大成。
叶适的《习学记言序目》堪称是一部在浓重的理学思潮之中产生的传统思想批判书。
他批判佛学曰“浮屠本以坏灭为旨,行其道必亡”
(《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三《唐书六》);批判道家则曰“尽遗万事而特言道”
“执异学以乱王道,罪不胜诛”
(同上卷十五《老子》)。
对孟子、董仲舒以及朱、陆诸家儒学,叶适也予以很多批评:“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
(《水心文集》卷五《进券·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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