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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1页）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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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

中国文化是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的文化，是由华夏族繁衍而来的汉族及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共同建构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极大的传承性与包容性。

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不仅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为当今社会开创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依据和现实的基础。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均相对地决定于其所生存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组织形态。

中国古代文化的形成，与其大河大陆型地理环境相关，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人重土厚生的文化观念。

《管子·水地》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

由于中国地大物博，需因地制宜，《礼记·王制》又有“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

之说，所以认识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产生的作用，又必须注意地域文化（区域性）、南北文化和大一统文化（秦汉帝国的形成）的多重特征。

受地理环境和季节性气候的影响，中国古代农耕经济发育成熟极早，所谓“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论语·宪问》），从而形成世代相传的安居乐业的耕织文明。

授时颁政、劝课农桑、订立田制成为历代政府的要务，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

之道正根植于以农为本的文化思想。

缘于世代农耕生活即聚族而居，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家族制与宗法制相生相济的社会形态，这种以家族为中心的血缘关系，也正是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与伦理文化的基础。

而所谓伦理型模式，实由家族而推扩于人类社会、自然宇宙，以达到“天人合一”

、“物我一体”

的境界。

在社会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文化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是宗法制度、职官制度、选举制度、教育制度、礼乐制度、兵役制度与科技制度。

宗法制作为政体结构，源起于古老的氏族制，完成于西周时代，其特征主要在三方面:一是父系世袭、嫡长子承祀;二是封邦建国、宗族共治;三是建立宗庙祭祀制度，尊祖敬宗。

东周以降，旧宗法制被破坏，自秦汉统一帝国的建立，在君主制下对旧宗法制进行了改造，从而变封邦建国所体现的宗族优势而为在帝国专制下的家族优势时期。

在漫长的家族优势阶段，又有两大时期值得注意:一是东汉迄魏晋在强宗大族的势力下形成的门阀制度;二是宋代形成的家族共治形式的“宗族共同体”

。

官制是关于国家管理机构的建置、职掌与官吏的设置、考选的制度，中国文化既以“人”

为本，又长于“治人”

，所以职官制度极为严密，不仅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系统而宏整的权力网络，而且体现了尊天法地、应化四时的农耕经济文化特色。

从中央官制来看，最有影响的是《周礼》所载“六官”

制（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汉宫仪》所载秦汉“十二卿”

制（汉制:大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执金吾、将作大匠、大长秋）与隋唐时代形成的“三省六部”

制（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及尚书省所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至于地方官制，历代皆依山川形势画野分州派官员进行管理。

先秦时期分“内服官”

与“外服官”

，属诸侯联邦制度;秦汉以后则有郡县制、州制、道路制与行省制的变化，但地方政区在中央集权下基本采取三级管理制，又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