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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 1948（第7页）

客体的对立面以及与客体相互冲突的感觉、冲动与幻想，在婴儿心里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一起。

虽然被害焦虑持续地在抑郁位置上扮演它的角色，但是在数量上却减少了；而抑郁焦虑则增加并超过了被害焦虑。

由于感受到（被内化的与外在的）所爱之人受到攻击冲动的伤害，婴儿遭受强烈的抑郁感。

这种情形比他在更早期阶段曾短暂经验到的抑郁焦虑与罪疚感更为持久。

现在这个较为整合的自我，越来越多地面对一种非常痛苦的精神现实——即从被内化的受到伤害的父母那里散发的抱怨与责难。

此时的父母，是完整的客体与完整的人——而且为了应对这种痛苦的精神现实，自我被迫处在更大痛苦的压力之下。

这就导致了一种压倒性的想要保存、修复或复苏所爱客体的迫切需求：即进行修复的倾向，自我强烈地诉诸躁狂防御【躁狂防御的概念及其在心理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在我的两篇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与《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中有较为详细的讨论，这两篇文章皆出自《克莱因文集Ⅰ》。

】，则是一种处理焦虑的替代方法，也非常可能是一种同时使用的方法。

我所描述的发展，不仅隐含了在爱、抑郁焦虑与罪疚感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质变与量变，而且还有许多因素的新组合，从而构成了抑郁位置。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我对关于较早发生的抑郁焦虑以及罪疚感的观点所做的修订，并未对我关于抑郁位置的概念产生任何根本的改变。

此刻我想要更加专注地思考抑郁焦虑、罪疚感及修复冲动的发生过程。

正如我先前所述，抑郁焦虑的基础，是自我朝向某一客体整合破坏冲动与爱的感觉的过程。

所爱客体受到伤害的感觉，是个体自身的攻击冲动造成的。

我认为这种感受是罪疚感的本质（婴儿的罪疚感可能扩展到每一种降临在其所爱客体身上的灾祸，甚至包括了他的迫害客体所造成的伤害）。

个体认为是自己造成了这种伤害，产生罪疚感，于是导致想要撤销或修复这种伤害的冲动。

因此，修复的倾向可以被视为罪疚感的后果。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罪疚感是否是抑郁焦虑的一个要素？这两者是否都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层面；或者，是否其中一者是另外一者的结果或表现？虽然现在我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我仍想指出抑郁焦虑、罪疚感以及修复冲动，经常是同时被体验到的。

有可能只有当客体的爱的感觉超越了破坏冲动时，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冲动才会被体验到。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假设：反复体验到“爱”

超越“恨”

（说到底，是生本能超越了死本能）是让自我能够整合自己并将客体的对立面综合起来的一个基本条件。

在这种状态下，与客体坏的方面的关系（包括被害焦虑）已经减弱了。

然而，在生命最初的3—4个月期间，根据我目前的看法，这也是抑郁焦虑和罪疚感发生的阶段，正是分裂过程与被害焦虑最活跃的时候，于是被害焦虑非常快速地干扰着整合的进行，而且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的经验只具有短暂过渡的性质。

结果是被爱的受伤客体可能快速地转变为加害者，而修复冲动则可能转变为安抚或取悦加害者的需要。

但是，即使在下个阶段（抑郁位置），当更加整合的自我内射并且建构逐渐完整的人物形象（person）时，被害焦虑仍然持续着。

正如我先前描述的那样，在此期间，婴儿不仅体验到哀伤、抑郁和罪疚感，也体验到与超我的坏层面相联系的被害焦虑。

所以，应付被害焦虑的防御机制与应付抑郁焦虑的防御机制是同时存在的。

我已经反复指出，抑郁焦虑和被害焦虑之间的区别是建立在一个有限的概念上，但是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许多分析师都发现区分这两者有助于了解与阐明情绪的状况。

现在我提供一个例子，它显示了在分析抑郁病人时，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典型情况。

在一个特定的治疗时段里，病人可能因为无法修复感觉上是他所造成的伤害，而遭受强烈的罪恶感与沮丧感的折磨，因而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改变：这个病人突然带出了被害的内容，他指控分析师分析这件事，除了是她受伤之外，什么帮助也没有，并且抱怨先前受到的挫折。

促成这个改变的过程，可以总结如下：被害焦虑已经占了优势，罪疚感消退，同时对客体的爱似乎也已经消失了。

在这种情绪状态下，客体就变成坏的、不能被爱的，因此将破坏冲动朝向它似乎也就是合理的。

这意味着，为了逃避罪恶感与沮丧感带来的压迫性负担，被害焦虑与防御已经被增强了。

当然，在许多案例中，患者可能同时显示罪疚感与相当多的被害焦虑，而转变到以被害焦虑为主的过程，并非总是看起来像我刚刚描述的情况那么戏剧化。

但是，在每一个此类案例中，区分被害焦虑与抑郁焦虑，都有助于理解我们试图分析的一些过程。

对于抑郁焦虑、罪疚感与修复，以及被害焦虑与此焦虑的防御，在这两者之间所作的概念性区别，不仅在分析工作上证实是有帮助的，还有更广泛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