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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6页）

由于“自我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反应形成，我们把反应形成视作正常性格形成的一种夸张形式”

，【同上，第114—115页。

强迫性反应和正常儿童人格发展（儿童在一定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分界线在儿童潜伏期并不是明确无误的。

你们要记住，我已经提出了一个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早期。

但是我之前表示，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孤零零的强迫症症状出现过，一直到进入潜伏期，这些症状并没有结构性地普遍出现过，所以不能形成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超我和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各种认同得到更大整合，超我的要求更统一，内化客体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

对比我的论文《儿童游戏中的角色扮演》（1929，《克莱因文集Ⅰ》）。

联合建立共同目标，他们一起完成强迫性特征的系统化，并且伴随超我【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13页）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自我和超我在症状形成中承担了尤其重大的责任。”

的巩固和自我的强化。

这个共同的目的构成本我和超我制约自我的力量。

虽然儿童本能的压制（客体提出的要求）在强迫机制的协助下得以展开，但是压制并不会如愿以偿，除非所有关联因素齐声反对本我。

在这个结构综合完整的过程中，自我展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综合【同上，第112页。

完成趋势”

。

因此，在潜伏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充分满足儿童自我、超我和客体的需求。

一般情况下，成年人拒绝小孩子的打扰，这是因为成年人认为拒绝是对儿童内在需要【儿童的环境也能直接影响他的神经症，我发现环境的改变造成对神经症患者有利的影响。

这个因素解释儿童出现一组不同症状的事实，之前的症状非常麻烦，后来的症状不太明显。

另外一个导致儿童症状消失的原因是他对客体恐惧的增加，我曾经有一个男童病例，他14岁（对比我的论文《促成抽搐症精神演变的原因》）（1925），他在学校里的功课非常好，但是他很拘束，从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

他的父亲离家外出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回来，并且要求他克服他的拘束心里，这个男孩处于对父亲的害怕，他努力克服自己的拘束；但是，他同时又被更严重的拘束（学习参加体育活动）所控制，他来找我做心理分析的时候，这个症状依然存在。

的最好回应。

我们常常在精神分析中经历这样的病例：如果成年人在与儿童相处的情境中产生冲突，成年人认为儿童“太不听话”

和“太捣乱”

，这时候儿童被迫忍受和进入内心冲突，他的自我觉得：只有通过成年人对自我进行各种友好帮助，它才能完成“压制本我”

和“抵抗被禁冲动”

的两项任务。

儿童需要接受外部客体的禁令，因为这些禁令支持来自内部的禁令。

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是为了能够克服焦虑，这种依赖与其他发展阶段相比，在潜伏期表现得更强大。

确实，我觉得儿童克服焦虑的能力取决于儿童的客体关系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这是他顺利过渡至潜伏期的先决条件。

尽管如此，为了儿童未来的长期稳定发展，这种克服焦虑的方法不应该占据先导地位和被过多使用。

如果儿童的兴趣、成就，以及其他令人心满意足的做法所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为了赢得客体的爱和认可（客体关系是克服焦虑和缓和罪疚感的最显要因素），那么，儿童将来的精神健康没有根植在牢固的土壤中。

如果儿童对客体的依赖比较少，儿童的兴趣和成就（通过它们，儿童的焦虑感得以克服和罪疚感得以减轻）都是为了儿童自己本身的缘故，并且儿童从中获得回报和成就，那么，他的焦虑感就会得到更好的调整，最终得到广泛分散，无声无息。

一旦儿童的焦虑被减弱，他的力比多满足感就会上升，而这是成功克服焦虑的先决条件。

焦虑只能在这时候得到克服：超我和本我达成互相适应状态，而且自我获得足够的力量【如果我们及时注意到这些迹象，相比青春期而言，我们应该能够在儿童第一阶段观察更清楚地观察到后期疾病和发展缺失的先兆。

在非常多的病例中，病人在青春期或者后期突然生病。

他们在童年时期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在青春期适应良好，他们在青春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困难，而出现的困难就他们的教育环境而言当时都是可以弥补的，甚至是太容易弥补了。

在幼年阶段，焦虑太强大，或者没有被恰当改善，建立在强迫机制上的青春期的稳定过程就根本不会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