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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早期焦虑情境及其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第八章02（第5页）

确实，这个事实解释了为什么在人生的第一阶段，自我和超我的对抗表现主要是焦虑感。

我已经发现儿童身上超我的潜意识指令和禁令并不比在成年人身上少，我认为费尼秋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说儿童的超我还不是成人的超我。

除了个别情况，很多幼童表现出一个完好架构的超我，而成年人表现出一个微弱架构的超我，我认为这个相异之处仅仅是因为儿童心智还不成熟。

我也知道幼童比潜伏期的儿童有一个更低级架构的自我，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自我，他们有自我的先驱。

我已经提到过，当施虐症达到高峰时，更进一步的施虐趋势导致焦虑的上升。

早期超我对自我的威胁在细节上包含了针对特定客体的施虐幻想，这些幻想现在逐个对抗自我。

早期阶段的焦虑压力将在数量上对应最初的施虐强度，也将在性质上对应施虐幻想的种类和数量【参见我的论文《艺术作品中反映的婴儿焦虑情境》（1929，《克莱因文集Ⅰ》）。

。

逐步克服施虐和焦虑【参见下一章，下一章将更完整地讨论这一点。

的过程是力比多向前发展的结果，但是，儿童强大的焦虑是个人克服焦虑的动力，焦虑有助于几个性感带的强度增加。

口腔和外尿道施虐冲动主导被肛门施虐冲动主导代替，强大的早期肛门施虐已经在早期防御的焦虑中积极行动起来，而这种焦虑是个人发展的不同凡响的预先抑制功能，同时是一个促进儿童自我【参见本书第十章的内容讨论自我发展中焦虑的意义。

成长和性生命发展的根本因素。

在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儿童的防御方法是极端暴力的，因为防御方法与过多焦虑压力成比例，我们知道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儿童排放（eject）的是客体——某个仇视他的客体，而且是他等同于排泄物的客体。

正如我亲眼所见，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已经被投射的是可怕的超我，他已经把超我内射入口腔施虐阶段，因此他的投射行为是由他的恐惧自我对超我采取的防御手段。

投射驱逐内化的客体并且在同时把他们发送至外部，个人的发射和驱逐机制与超我的形成过程紧密捆绑在一起。

正如儿童的自我通过激烈投射来破坏超我，努力保护自己不受超我的控制，因此自我也尽力摆脱自己被强力驱逐的命运。

弗洛伊德考虑“防御”

的概念【《抑制、症状和焦虑》，《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0，第163页。

特别适合所有超我在“冲突”

中所有防御的总称，这些冲突可能导致神经官能症（我们保留“压抑”

这种特殊防御方法的说法）。

我们调查研究的方式使我们在第一时间更加熟悉了解“压抑”

。

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防御方法：“压抑是一个过程，它与力比多**结构有关系；当自我必须在其他结构【同上，第125页。

层次获得保护，并且免受力比多的攻击时，自我求助于其他防御方法。”

我的观点也得到亚伯拉罕的支持，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饶恕客体并保护客体的这种趋势来自于更原始压抑的破坏趋势。”

【《力比多发展的简要研究》（1924），第428页。

关于两种肛门施虐阶段的分界线，亚伯拉罕如此表达【同上，第433页。

，“这条分界线非常最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我们与普通医学观点一致。

我们精神分析人员对实证材料的划分与临床医学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分析的分类出奇地一致，但是分析人员当然不会尝试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之间划一条严格的分界线；相反，分析人员意识到任何个人的力比多有可能退化并跨越两个肛门施虐阶段的这条分界线。

我们需要考虑到精神疾病的特殊原因，以及力比多发展的几个固着点（这些固着点往往发生跨越退化）。”

我们知道，正常人的神经官能病患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数量上不同而已。

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他认为精神疾病和神经官能症仅仅是程度的不同。

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作品不仅在观点上证实精神疾病的固着时间存在于发展阶段，亦即在二期肛门阶段之前，而且还确信，虽然这些固着持续时间对于普通儿童而言时间较短，但是固着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和普通儿童身上。

我们知道精神病比神经官能症的焦虑更多，但是，这个事实目前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强大的焦虑在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根据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观点，精神病的固着点在最早期形成）。

弗洛伊德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的最新理论排除了一个可能性：大量焦虑可能从不满足的力比多转化而来。

我们也不能认定儿童害怕被父母吞噬、切割和杀害是真实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这种过多的焦虑仅仅是内在心理历程（intra-psychicprocesses）的结果，我们就不应该抛弃我提出的理论：早期焦虑由破坏趋势和早期超我压力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