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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10页）

我只会在分析前稍微介绍一下分析的意义与效果，并会提醒家长，孩子可能在分析时被告知一些与性相关的内容，也会让家长对治疗时临时产生的困难做好准备。

在所有治疗中，我都严格拒绝向家长透露分析细节，我也会像保护成人的治疗讯息一样保护孩子的秘密。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建立与父母的良好关系，确保他们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进行合作，那么我们就能够间或获得孩子在分析时间之外的有用信息，比如任何与分析相关的转变，以及症状的出现或消失等等。

但是如果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其他代价，我宁可不要这些信息，因为它们虽有价值，也不是不可或缺的。

我总是向父母强调，不要让孩子认为他们进行的每一步管教都是根据我的建议，而要把管教与分析完全分离开来。

这样分析工作便能在我和病人之间保持应有的纯粹。

不管是成人分析还是儿童分析，我认为分析必须在分析师的处所进行，而且必须保持一定的时长，这一点相当重要。

并且为了避免分析情境的置换，送孩子来的人不得在分析室外等候。

她必须在指定时间接送孩子。

除非在养育中有重大过错，我会避免干涉孩子的养育方式，因为这方面的错误往往是家长自己的情结造成的，建议不但无用而且会增加家长自身的焦虑与罪疚感；这只会成为分析之路上的障碍，并在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里我举一个母亲的例子，她本人非常熟悉精神分析，也对此很有信心，因为她十岁大的女儿曾患有神经官能症，经分析治疗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

尽管如此，我发现很难说服她停止监督女儿做功课，虽然她自己也清楚这只会徒增女儿在功课方面的困难。

后来她在我的要求下改变了这一做法，但我在孩子的分析中发现，她经常让女儿跟她讲分析的内容。

在我的要求下她再次停止这个行为，但她却告诉孩子她早上起来有黑眼圈，之前当她禁止孩子**时会说这样的话。

当这些干扰分析的因素都被停止之后，该母亲开始过于关注孩子的衣着，认为她花了太多时间梳妆打扮，而这反而使孩子更难管束了。

此时我不再介入母亲的管教方式，并把她对分析的干涉当做一种分析的素材。

在停止规劝一段时间后，干涉减弱了。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了解到，这些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相同的潜意识意义，它们都代表了对**的过问与责备。

它们其实源自母亲自身的情结，她在潜意识层面想要停止自己的错误管教却并不成功，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其实我的建议反而增加了她管教的困难。

在很多其他案例中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分析师是否应该经常与家长会面，还是尽可能限制会面，这一点因个案而异。

在很多情况下，我发现限制会面是避免与孩子母亲产生摩擦的最好方法。

父母对孩子分析的矛盾心态也能够解释一个现象，即哪怕是最成功的治疗都不大可能获得父母的认可，这对于初出茅庐的分析师来说是一个令人惊愕的痛苦事实。

虽然我也常遇到具有很高洞见力的家长，但大多数案例中，家长很容易就把当初孩子来时的那些征兆忘掉，也很容易忽略孩子身上发生的进步。

并且，我们还需记住，父母不应站在裁判的位置上评判我们的诊疗结果。

我们判断成人分析的效果，主要看分析有没有移除那些影响病人生活的困难。

而在儿童分析中，评判标准主要是看我们是否能阻止类似困难的再度发生，阻止精神病的发作。

家长一般不了解这一点，而我们自己必须清楚。

家长们为孩子的严重症状所困，却又不肯承认它们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它们对孩子实际生活的影响力，不及神经官能症对成人生活的影响力。

总之，即便无法获得家长的认可，我们也必须谨记，分析工作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孩子的健康，而非父母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