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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2页）

而格莱特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压抑的现象。

我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的解析都产生了效果，主要是因为我通过她们自身的素材向其展示了她们对性的兴趣，并以此建立了性好奇、潜在焦虑和罪疚感之间的联系。

纯粹的智力解释非但不能回答孩子心中最困惑的问题，反而会搅乱那些被压抑的素材，造成孩子对解释的反感。

在我的论文《儿童对分析的阻抗》[该文是《一名儿童的发展》（1921，《克莱因文集Ⅰ》）的一部分]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只有在焦虑和内心冲突不构成阻碍的时候，孩子才能够接受性启蒙，所以他们对性启蒙的阻抗可以被视作一种症状。

这种观点发表之后已经被普遍接受了。

[参见《性的启蒙》（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特刊，1927）和《尚未被论及的婴儿期理论》（奥托·费尼谢尔，1927）]倘若纯粹的智力解释也能带来放松，那么它定是成功解决了心灵表层的压抑。

对孩子在性问题上的自发问题进行真诚的解答，会被孩子认为是信心和爱的证明。

我们可以通过公开讨论性问题的方式帮助减轻他们的罪疚感。

形式出现的素材进行的解析。

去除了一定量的压抑之后，解析的效果方能显示出来，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立起分析情境；（二）孩子的想象更加自由；（三）孩子不仅能够能够在分析中体验到放松，也能够部分理解分析的目的，这有点类似于成人对自己疾病的洞察。

【我在本书第二章曾提出这一观点，这对幼童同样适用。

这样，解析便能够渐渐克服本章开篇提到的潜伏期阶段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横亘于分析的初始与中间阶段。

在潜伏期，随着自我的发展，也由于孩子在幻想方面受到更深的压抑，他们的游戏与幼童相比显得更为现实，也更少幻想的成分。

例如，在和水相关的游戏中，我们在潜伏期儿童身上并没有发现口腔欲望以及大小便失禁的直接表征；他们的行为往往具有被动倾向，并常以烹饪、清理等理性的形式出现。

我认为，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游戏中的理性因素是很重要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的幻想往往是深度压抑的，而且他们也会强迫性地过度强调现实，这是由于潜伏期儿童的特殊发展情况造成的。

在处理这个时期的典型案例时，我们一再发现，这些孩子的自我要大大弱于成人，而他们却努力强化自我的位置，将所有能量都放在压抑倾向之上，并为这种努力找到现实的支持。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能依仗自我的帮助来开展分析工作，因为分析本身是反自我的；我们应当尽可能快地与潜意识达成妥协，以此一步步建立起与自我的合作。

幼童往往在分析一开始就玩玩具，而潜伏期的孩子则不同，他们会很快开始角色扮演的游戏。

我和这些五至十岁的孩子玩扮演游戏，能玩上几周甚至几个月。

只有当分析理清了某个游戏的细节与相关联系时，另一个主题的游戏才会开始。

新开始的游戏涉及的往往是同样情结导向的幻想，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呈现出来，但它带来新的细节，让我们看到更深的联系。

比如七岁的英格，从她的本性与行为看与正常的小孩无异，尽管也存在一些只有在分析中才能充分展示出来的问题。

【对英格的分析是防御性治疗，总共持续了375小时。

她主要的问题是在学习方面的抑制，刚开始到我这里时这个问题还显得不是那么严重，但通过分析我发现这种抑制已经根深蒂固了。

英格是一个活泼积极的孩子，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总的来说能称得上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然而分析还是让她产生了很大变化。

分析发现，她的活泼来源于她积极的同性恋取向，而她和男孩的良好关系来源于她对他们的认同。

而且，分析还第一次发现了她严重的抑郁倾向，在她表面的自信背后，是深深的自卑感和对失败的恐惧，正是这个造成了她学校生活的困难。

经过分析，她变得更为自由、快乐、开放，她与母亲的关系也变得更为深情与坦诚，她的升华作用增加了，而且也更稳定。

英格成功进入了青春期，发展也令人满意。

她的女性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外显，带来了她性取向方面的改变。

治疗结束后的七年间，她的发展非常不错，并成功进入了青春期。

很多时间她都在跟我玩办公室游戏，在游戏中她扮演发号施令的经理，口述信稿让我笔录，也自己写信，但她恰恰有严重的学习与书写抑制。

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她想要变成男性的欲望。

有一天她不再玩这个游戏，开始和我玩学校的角色扮演。

我们要注意，她不仅认为功课很难、不让人愉快，也非常不喜欢校园生活本身。

她跟我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学校游戏，她扮演女老师，我扮演小学生。

从她让我犯的错误上，我看到了她学校生活失败的重要线索。

英格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她发现哥哥姐姐的优秀（尽管这和事实完全相反）令人难以忍受，从而害怕去学校后一切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