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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刚参加工作时的三年之约，比起越狱事件之后六年有余的屈辱和困顿，接踵而至的五年简直像打了个盹儿还没睁眼就滑过去了。

再换个比喻，以前也说日子快，快得像狗撵，那么后来就像疯狗在撵了。

好像除了“快”

本身，生活已经不再值得感慨。

当然，这只是杜湘东的个人感受罢了，因其过于主观，所以并不具有代表性。

要是逐一盘点，他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的生活变化之重大。

譬如变化之一，是刘芬芳下岗了。

其实对于这一天，不光是杜湘东，就连刘芬芳也早有心理准备。

食品公司每况愈下，冰棍儿汽水早已停产，冷库里的猪头猪腿猪下水也在亏本经营，于是领导们关起门来一合计，索性来了个处理大包圆儿，连猪带人一块儿甩给了外商。

而外商也不傻，表示猪可以要，人不能留。

双方在谈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战，等到敲定改制方案，必须公布下岗名单时，却又不约而同地采取闪电战。

那天刘芬芳和她的姐妹们刚转移完猪腿，就被勒令去签协议，领买断工龄的钱。

人家还告诉她们，再过不久厂子就没了，要是不签，连这点儿钱也领不到。

偏在这时，刘芬芳家里又出了情况。

她的一个弟弟急着结婚，另一个弟弟怕吃亏，也扯来个女的要结婚。

兄弟俩瓜分完宣武区那套平房的里外间，便把父母送给了二姐。

二姐没结婚，房子宽敞，还雇着保姆，再加上越有钱越对家里有愧的心理，即便不是女儿的责任也应承了下来。

但这样一来，却显得刘芬芳多余了——没人需要她伺候了。

刘芬芳只好卷着铺盖回到郊县，她觉得自己是被厂里和家里榨干之后扔出去的，这种心情也决定了她不会给杜湘东好脸色看。

因此，杜湘东生活中的第二个变化虽然是与刘芬芳结束分居，但却感受不到夫妻团圆的喜悦。

他必须时刻准备聆听刘芬芳那更加漫长、频繁、恶狠狠的抱怨，抱怨的内容则直指第三个变化，即：他们已经沦为标准意义上的“穷人”

。

平心而论，如果纵向比较，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在提高，筒子楼单间里添置了电视、洗衣机、窗式空调，算是基本完成了一间陋室的现代化。

但这番现代化的进程却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节衣缩食和忍辱负重。

连单门冰柜都是刘芬芳她二姐的公司用剩下的，为了把那个号称八成新的西门子牌铁箱子搬回家，杜湘东借了辆板儿车，愣是从二环边儿上蹬出了城外。

路上正好碰上城管查抄无照摊贩，看见他四脖子汗流的模样，还以为是个收旧电器的，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冰柜扔上了卡车。

他挤在一群卖菜的、卖袜子的以及抱着孩子卖黄色光盘的妇女中间，一直坐到看押点，这才申明自己是一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