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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习录》下卷中,王阳明从道教和佛教的本质区别入手,对道教和佛教加以批判:
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
但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便于本体有障碍。
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
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
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
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碍。
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起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
这是王阳明晚年提倡“致良知”
说时发表的对道教和佛教的批判。
在王阳明看来,儒学的本体是“良知”
,追求的是天地万物的绝对虚无,其中不含半点私欲。
而道教和佛教虽然也都坚持虚无,但他们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和脱离生死苦海,说到底追求的还是自己的私欲,所以他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虚无。
佛教还执着于“相”
(现实的形态),王阳明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传习录》下卷中记载了一段黄直和王阳明之间的对话。
黄直问:“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请问。”
王阳明答:“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
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
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
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父子、君臣和夫妇这些关系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可佛教极力否定,不承认它们的存在。
佛教的目的是“不着相”
,可是刻意为之就变成“着相”
了。
儒学与佛教完全不同,儒学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顺势而为之,看起来是“着相”
,其实已经变成佛教所追求的“不着相”
了。
在《传习录》下卷中,王阳明批判了佛教动静分离、厌动求静的思想。
黄直问:“儒者到三更时分,扫**胸中思虑,空空静静,与释氏之静只一般。
两下皆不用,此时何所分别?”
王阳明答:“动静只是一个。
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应事接物的心。
如今应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理,便是那三更时分空空静静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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