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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一统（第4页）

唐太宗晚年对佛教的态度转向虔诚，在他驾崩之前，曾数告玄奘：“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

，大有恨见相逢晚，憾不广佛事之慨。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联系当时环境，当与玄奘东归适逢其时有关。

贞观十九年前后，唐太宗因废立太子，致使骨肉相残，酿成离散悲剧；还因征辽失败，致使无数生灵身殁异域，忧生之慨萌发；又值精力衰耗，体力骤降，疾病缠身，晚嗜丹药，畏死之兆显露。

凡此种种，使他顿减早年叱咤风云的锐气，精神状态陷入空虚境地，以致对道教的方术长生发生兴趣，与此相应，心萌佛教的灵魂慰藉之念。

思想上的这些变化，是否意味着唐太宗晚年的抑佛宗教政策发生了转变、走向崇佛的道路呢?

且不说遣僧西域显然不合史实，单以取经东归由此推论佛教炽于后代也未免武断。

其实，说唐太宗不排佛尚可，谓其崇佛则不可。

因为唐太宗立意于“示存异方之教”

，必不排佛。

然而他是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一生致力于治世，不让主张出世的佛教介入政治是坚定不移的宗旨，故他曾两度建议玄奘参政，即是保持政治凌驾宗教的姿态。

即使在他晚年有渐不克终的苗头，但仍能依稀可见他对佛教作了有限的抑制。

痛诋佞佛害国，祸福不验，贬逐崇佛大臣等等，均为例证。

如何看待唐太宗晚年优礼玄奘与支持译经，能不能视为崇佛；是评价唐太宗对宗教的态度的重要一环。

玄奘为当代高僧，出国多年，其佛学造诣无与伦比。

唐太宗一统四海，力倡文治，凡海内宿儒名士多在罗致之列，不减当年礼待秦府十八学士之风。

唐太宗表彰儒学，旁通释典，对学问僧视若学者。

晚年得“法门之领袖”

玄奘法师所以有相见恨晚之慨，恐是玄奘的人品、风采、学问使他动容所致。

他赞玄奘“幼怀真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

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霞明珠，讵能方其朗润。

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

特别是对其真传“探赜妙门，精穷奥业”

，的佛学造诣更是叹为观止。

故他褒奖玄奘高风亮节、赞颂玄奘洞彻佛法，实出自对玄奘学问功底的倾倒。

如他颁的《唐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云：省书具悉来意，法师夙标高行，早出尘寰，泛宝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辟法门，宏阐大猷，**涤众罪。

是故慈云欲卷，舒之而荫四空；慧日将昏，朗之而照八极。

舒、朗之者，其唯法师乎。

朕学浅心拙，在物犹迷，况佛教幽微，岂能仰测。

请为经题非已所闻，新撰《西域记》者当自披览。

唐太宗好学不辍，自知“至于内典尤所未闲”

，故在学问僧面前，不罢九五之尊仍虚怀若谷。

“学浅心拙”

，“佛教幽微”

云云，乃为己学不足以探究佛教哲理之谦词，并非无端迁就佛教地狱、轮回之妄言。

从上诏可见，唐太宗勉为其难进行经题一事，很难说是倡佛。

其设立译场、翻译佛经亦类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