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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原则（第2页）

言外之意是，应以“尚官”

原则修谱，不应以“尚姓”

原则修谱。

高士廉遵照唐太宗的明确指示，予以订正。

既然皇帝是百官的总后台，外戚又与皇家沾亲带故，自然高人一等，“于是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干为第三。”

有学者注曰：“九等之次，皇族为上之上，外戚为上之中，崔民干为上之下。”

崔民干曾于武德元年担任黄门侍郎，以山东安抚副使的职位会同山东道安抚大使李神通讨伐宇文化及的叛乱，他的谋略虽比无能的李神通稍胜一筹，然而毕竟不是能人，故新旧《唐书》没有为他立传。

此后也没有建立功业，官职始终不见超擢。

黄门侍郎位居正四品，唐初宰相位居三品以上，列入《氏族志》第三等，照理应是宰相、公卿大臣家族，按崔民干职位是不足以列入第三等的。

唐太宗同意高士廉降崔民干为第三等，是“尚官”

与“尚姓”

原则妥协的产物。

贞观十二年春正月，《氏族志》最后定稿，收入了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姓分九等，共计百卷，唐太宗下令颁行天下。

贞观《氏族志》以官爵排列门第等级，打破了以往纯以郡姓作为门第等差的传统，具有进步因素，也是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变化状况的。

首先，旧士族逐渐衰微。

魏晋南北朝士族势力既达极盛，但同时也呈现盛极转衰的趋势，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十六国时期的中原战乱，削弱了北方士族地主的势力；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

，然而，“遭晋播迁，百家**析”

;兹后，侯景乱梁又使江左士族遭到沉重打击，部分幸免的世家大族，又遭江陵之祸，被西魏掳获为奴：“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没为奴隶。”

隋统一南北以后，确立了科举制度，科举制的推行是士族势力衰微的结果，促使士族势力的进一步衰微，所谓“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

“士族乱而庶人僭矣”

。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历次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

东晋末年孙恩起义曾严厉地打击了江左士族。

特别是波澜壮阔的隋末农民战争对士族的打击更为猛烈，史称河北地区农民军“得隋官及山东士子，皆杀之。”

到了唐初，出现了“世代衰微”

“累叶陵迟”

的中衰状态。

武德元年六月，唐高祖在诏令中说：“近世时运迁革，前代亲族，莫不夷绝。”

未被农民军镇压的士族，在经济上也陷于绝境，所谓“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