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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3页）

颉利猜不透李世民轻骑列阵的个中底细，又不知唐军虚实，既不能与李世民抗辩，又不敢贸然进击。

李世民抓住颉利的狐疑弱点，故意与突利并骑而语，谈到以往的兄弟情谊，责备他践踏“急难相救”

的誓言，突利理屈，无言以对。

原来颉利与突利叔侄间已有嫌隙，经李世民的轻骑近前，窃窃私语的布下疑团，颉利便“阴猜突利”

与李世民有约，终于以智离间了叔侄，使其退兵。

然而，次年颉利又亲率劲骑十余万，饱掠朔州后，又进犯太原，唐将张瑾寡不敌众，遭到全军覆灭、仅以身免的惨败。

渭桥之盟。

武德九年八月，颉利乘唐太宗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之机，亲率精骑二十万大举入扰，前锋攻破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京师戒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虽然奋勇挫败颉利于泾阳（今陕西泾阳县），然而突厥主力未受损失，颉利继续进攻长安，他一面列阵渭水北岸以威慑唐军；一面派出使臣对唐廷进行军事讹诈。

唐太宗识破颉利的狡诈伎俩，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一面扣留对方使节，一面亲率数骑列阵渭水之南，隔河相对，指斥颉利背信弃义，颉利在唐太宗的严词训斥下，无言以对。

继之，唐大军来到，军容严整，士气旺盛，颉利知唐军有备，又加使臣被押，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挥师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

而还。

渭桥之盟，表现了唐太宗的机智沉着的战斗作风，才使这一严重时刻化险为夷。

然而，唐军毕竟不是力胜，而是智退，肘腋仍然不安，谈不到巩固封建统治。

为此，唐太宗深谋远虑，积极备战，创造条件，等待时机，转入反攻。

战略反攻时机的成熟。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是战略的大转折。

出现转折，不仅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愿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有利的客观形势。

唐太宗初即位，对突厥的威胁，感到“坐不安席，食不甘味”

，就以自强雪耻，奋发图强的精神激励自己，下定了平定突厥之乱的雄心。

贞观三年，终于出现了反攻的时机，其标志是交战双方的力量发生了逆转，突厥由优势趋向劣势，唐王朝由劣势转向优势。

双方力量之所以发生消长，主观上是唐太宗积极创造条件的结果；客观上是突厥内部出现统治危机的归宿。

从主观条件来说，首先，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士兵战斗力。

唐太宗即位伊始，鉴于前代君主“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

的教训，亲自在殿廷教习卫兵射箭，动员说：“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唯习弓马，庶使汝等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

在唐太宗的亲自教习下，卫士射术提高很快，唐太宗对射术高明的卫士赏赐弓、刀、布帛，以资鼓励，由此“士卒皆为精锐”

。

其次，扩大府兵兵源，推行军功政策。

唐太宗为了有效地抗击突厥，扩大了府兵队伍。

贞观年间的府兵有三方面来源。

一是来自太原元从；其中有晋阳起兵前，李世民委派长孙顺德、刘弘基招募的万余士兵，以后加上李渊与建成的军队约有二万人。

二是来自统一战争中归附的军队，约有十七万人左右；上述府兵都是武德年间形成的。

三是点丁男为府兵，这在唐太宗即位不久的武德九年十二月才开始实行的。

三类府兵大致都有授田。

对太原元从“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

以示特殊优待。

对归附的军人与被点为府兵的丁男，当然不会授予土地。

府兵授田质量尽管有所区别，然而不必负担租赋徭役却是一致的，这可从武德九年十二月一场辩论中透露了此中信息。

当时唐太宗为了加强京师的防御力量，想扩大征兵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