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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于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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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公开宣布仰佛崇道后,终贞观一代,佛教势力仍很强大。
一方面固然与佛教固有势力强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唐太宗的“示存异方之教”
的宗教政策有关。
“示存异方之教”
,虽然语出长孙皇后之口,但实际上表达了唐太宗对外来宗教采取开放的政策思想。
它一方面允许佛教公开传教;另一方面又想限制佛教,以体现道先佛后。
例如,《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中开首就提出:“老君垂范,义在于清虑;释迦遗文,理存于因果。”
这与他刚即位时申明的“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士女冠,宜依旧定”
的佛先道后排列次序就不同了。
接着对两教作了比较,认为“详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比,弘益之风齐致。”
也就是说,佛、道两教是殊途同归的,不过道在佛上。
可见,他的抑佛诏与武德九年的废佛诏不一样。
抑佛诏在于申明道在佛上的原因,但又指出两者并非互相排斥,而是殊途同归的;而废佛诏在于揭露佛教的种种弊端,说明革弊必需排佛的道理。
由于李渊追尊道教教主老子为皇祖,就从逻辑上引申出将两教互相对立的情况,因此,这也是武德晚年对佛教政策倾向于关闭的一个原因。
贞观间的宗教政策既然旨在“示存异方之教”
,自然趋向开放。
但是,唐太宗执行开放的宗教政策并非放任自流,撒手不管,而是像他对其他学派一样,采取了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做法,例如,他寻求佛、道两教“弘益之风益致”
的统一的一面是如此,将佛法纳入儒家礼教的轨道以及将不同教派纳入一乘之宗的轨道也是如此。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纳诸轨物”
。
那么,纳入什么轨道呢?
其一,纳入儒家礼教的轨道。
如贞观五年,他对侍臣说:“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土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这就是以儒学的孝道约束佛教越轨的例子。
其二,纳入佛教一乘之宗的轨道。
魏晋以来,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频繁,统治者各自利用不同的佛教流派为己服务,致使南北教派纷呈,教义阐释互异。
出现了“义类差舛,大乘不二之宗。
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的情况。
唐王朝统一中国后,太宗为了适应政治上统一的需要,也要求文化思想上的统一,以便结束佛教各派纷争不休的佛性问题。
唐太宗支持玄奘翻译佛经,就是他试图统一佛教派别纷争的尝试。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
十四岁出家,法名玄奘,立志深造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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