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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决策（第1页）

治国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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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德年间，唐王朝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削平区宇”

，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不可能把重点放在如何治理国家上。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为皇太子，开始执政，就令百官“备陈安人理国之要。”

正式即位后，“安人理国”

更成为一个极端紧迫的任务。

武德九年十月，唐太宗亲自主持关于“自古理政得失”

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下大治”

的途径。

当时面临着百废待举、百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究竟能否大治?“人皆异论”

，持怀疑态度的不少。

连求治心切的唐太宗，也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

的感叹，对于唐初“致治”

缺乏信心。

唯独魏徵满怀信心地说；“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

，“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过，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这是很有见地的。

可是，大臣封德彝等人却大不以为然，引证历史，说什么夏，商、周三代以后，人心渐渐地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

甚至当着唐太宗的面，厉声指责：“魏徵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乱国家。”

刚直的魏徵也不客气，援古引今，考之史籍，反复说明乱后致“太平”

的事例多得很，强调指出：“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驳得封德彝哑口无言。

最后，唐太宗摈弃了封德彝的陈腐论调，采纳了魏徵的建议，作出了“大治”

天下的决策。

经过数年的不倦努力，取得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

的局面。

唐太宗情不自禁地赞叹说：“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可见，这场辩论，对于唐初“贞观之治”

发生了何等深远地影响!

唐太宗和魏徵之所以比封德彝高明，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人心思治的历史趋势。

魏徵说：“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

忧死亡，则思化。

思化，则易教。”

从这种逻辑推理得出“致化”

的结论，当然不可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