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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教训（第4页）

的豁达能耐。

然而指责他未能“竭诚臣节”

，所谓“受遗二主，佐命三朝”

，受君厚恩而“曾无殉生之报”

，反而“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

。

即乘曹芳离宫谒陵时，发动军事政变，史论不禁严厉责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

当然，司马懿这种做法绝非忠臣所为；然而，他不愿被曹爽夺权才发动兵变。

这场宫廷政变是曹魏宗室集团与司马氏勋戚集团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不能片面指责一方。

而唐太宗从维护皇权出发，视为逆臣作恶：“虽白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

唐太宗在《宣帝纪》史论里反映了他的忠君思想，是有政治背景的。

贞观晚年，他受到功臣侯君集谋反与渚子结党夺嫡之争的刺激，对功臣的防范加深了。

他指责司马懿“见嗤于后代”

，无异是借鉴历史警告李唐功臣，千万不可有亏臣节。

晋武帝司马炎的史论，是唐太宗对一个开国君主是非得失、功过成败的经验总结。

他以宽仁、雄略赞扬了晋武帝的创业君主的帝风，肯定了他统一中国后出现的“民和俗静、家给人足”

的小康局面，然而好景不长，“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宗庙播迁，为天下笑”

;继而，唐太宗探其原委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于前，所以贻患于后。”

以及“居治而忘危”

“委寄失才”

，“藩翰变亲而成疏，连兵竞灭其本”

。

正确地分析了司马炎识不及远、立嫡不才的失策；还特别指出了分封宗室导致骨肉相残、严重削弱皇权是造成晋亡的乱源。

从史论中可以看出，唐太宗想吸取晋朝所以由治而乱、由安而危的历史教训。

一是治而忘危；二是疏而失慎；三是封藩贻患。

唐太宗对晋武帝所作的史论，既是对自己晚年政治上懈怠的警惕，也是对后继者李治的告诫，联系他于贞观二十二年春作《帝范》以赐太子，作为李治修身治国的借鉴，可知《武帝纪》史论是《帝范》的补充教材。

寄望于李治记取晋代“失慎于前”

，“贻患于后”

的教训，以免落得个“海内版**，宗庙播迁”

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