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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述当代史（第1页）

撰述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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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不仅重视往代历史的编纂，而且也重视当代历史的编撰。

贞观年间的当代史主要有国史、实录、起居注等三种体裁。

贞观三年，唐太宗在宫禁门下省北始置史馆，创议由宰相监修国史，首任监修官即为唐太宗的中枢重臣房玄龄。

宰相监修国史，史官的政治地位必然有所提高，随之对史馆安排、建置、馆员生活待遇等等也会有所改善。

正如刘知幾所指出的：“皇家之建国也，乃别置史馆通籍禁门。

西京则与鸾渚（即鸾台，门下省）为邻；东都则与凤池（即凤阁，中书省）相接。

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

宰相监修史著与史官生活待遇的提高，反映了唐太宗对修史的高度重视。

有元代史学家说：“唐以宰相监修国史，至今因之。”

可见，唐太宗创举的宰相监修国史具有深远的影响。

太宗朝的国史由房玄龄监修，房为人正直。

修撰史官邓世隆以及顾胤、李延寿等人又获“时誉”

或“颇为当时所称”

，故所撰国史多属直笔。

后由许敬宗监修，“记事阿曲”

，破坏了贞观的直笔史风。

唐太宗既然以史为镜，也就很想读一读国史。

贞观十四年，他对历来帝王不读国史的做法表示不满，说：“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玄龄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

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特加解释，“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

卿可撰录进来。”

唐太宗见过思改的表白，不能视为官样文章，观其言，察其行，是有例可依的。

即使国史中有记录他的不善言行，他也不会陷害史官，这可由他既往的虚心求谏、从善如流，不会加害谏官的事例作证。

他认为古来帝王不观国史，君主不能从国史中获益，殊为可惜。

他炫耀自己的做法与古人不同，想打破惯例，自观国史，以补君德。

从这方面看，唐太宗自观国史有他合理的一面，故房玄龄、魏徵都没有加以谏阻。

然而，此风一开，也有弊端，一些见风转舵的史官，生怕惹事生非，不敢直书其事。

唐太宗还加强了实录的编撰工作，改变了往昔不修当朝实录的做法，决定当他在世时就始修实录。

贞观十四年，他提出“欲自看国史”

时，并要房玄龄“撰录进来”

的要求。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实录的成书时间是贞观十七年七月。